建国土耳其后,凯末尔规定:凡生活在土耳其土地上的人,一律为土耳其人,教土耳其语,习土耳其文,没有少数民族这种东西,宗教这派那派的一概不存在。
就像凯末尔说的:“我越是经历战争,便越是能体会到宗教对土耳其的伤害。我越是了解战争,便越是厌恶憎恨宗教的无能和虚伪。我越是接触文明,便越是要消除宗教对土耳其的影响。”
“军事胜利对真正的解放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关系土耳其生死存亡的问题。”-----凯末尔。
非常了不起的杰出领袖,大厦将倾之时,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没有英雄的凯末尔,奥斯曼早崩成碎片了。
摒弃封建苏丹制,建立义务兵役制,把土耳其变为一个世俗国家,都是凯末尔干的。
可宗教势力,封建思想,传统保守势力,也会组织还乡团的,三座大山搬走了,不耽误再回来。
到了土耳其上任总统埃尔多安,那就与凯末尔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向南辕北辙了。
“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是我们的士兵。”-----埃尔多安。
这就不是开明的凯末尔了,又变阿訇了。
那土耳其不乱,谁乱?
土耳其还是叫土耳其,可前后不是一回事了。
从土耳其现总统阿里.巴巴詹刻意表现出的做派上,荣克就知道谈判的具体结果了。
因为阿里.巴巴詹在土耳其国内,是绝对不会表现出如此“诙谐幽默”的一面的。
阿里.巴巴詹确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好演员。
他之所以在荣克面前刻意表现出“诙谐幽默”的一面,就是为了在国际自由资本集团面前,表明他的“真实态度”。
无论这一“真实态度”是基于个人本性,国家利益,政治目的还是功利目的,无论这一“真实态度”是真是假,这就是他真实的政治态度。
这就是阿里.巴巴詹为自己的政治背书。
荣克心领神会,明白“维纳斯”计划中关于土耳其的部分,土耳其不会设置障碍!
要谈的,仅是价码问题了!
……
中国,和谐市。
二环路南,西便门国资委办公楼会议厅内,座位上三三两两的人正在热议。
正式会议未开始,通气会开过多次,私下渠道的消息更是早就漫天飞了。
今天被叫来的除了开行等融资方,在座的全是中建,交建,电建等中央直属的国有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司。
坐一起不是为了开会,真正要谈的东西在下面就谈的差不多了,公开的会议不过是记录公开态度的“小本本”,会议本身却是不重要的。
这是由国资委的特殊属性造成的。
国资委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属于“特设机构”,至于“特”在哪里,不要说外面,国资委本身都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清?通俗来讲,用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管理运作资本主义的“资产”,在理论层级与实际工作中,都缺乏固有的“曰”,只能摸索着来。
中国的理论建设是从上到下的,三个代表等理论层级的建设,必须上面先建立了理论基础,才能发表重要讲话,认真学习贯彻,写入教科书做必考题,从上朝下普及,是垂直式的。
可是在“资本”领域,就牵涉到法人治理结构,牵涉到资产拥有权,管理权,运营权,分配权,法人权力边际,责任主体等诸多问题了,没有政治理论那么云里雾里的好曰,产权与责任是必须要明晰的。
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个“资产”的诸多定性又是不好明晰的。
国有企业资本各项权利还比较容易明晰,大多国企董事会制度移植的就是中央政治局的“议决制”,就是由董事会九个人一起开会,进行战略优劣势swot分析。
可是国企的责任主体,由于是“议决制”,实际是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
一个项目书上会,议决一出来,国家电网的董事长就说了:“依据大家的意见,项目通过,我们投10亿。”
但是,如果项目出现亏损,或是搞砸了,回头一翻集体决议纪要,问谁负责?
都有责任,那就是没人负责!
国企董事会已然如此,虽然不像是瑞典国企采取的是“公法”无限责任,由瑞典政府兜底,起码国企还算明晰了有限责任。
但国资委的性质就不好明晰了,因为国资委管理的资产都是“有限责任”,而国资委本身的性质又是“政权”,“政权”从来都是无限责任制的。
解不开这个逻辑扣,国资委就只能是“特设机构”。
为了明晰“资本”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边际,国资委也在不停的尝试改革,有淡马锡控股的道路,有董事会道路,有无限责任道路……
具体走哪条路,哪条路能走通,目前尚未有结论。
所以,仍旧只能先“特色”着再说。
这种“特色”,造成了一旦有了超越“有限责任”,也就是国资委旗下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都担负不了的责任时,就只能采取“决议制”,把大伙都召集来,集体决议一下。
什么责任是连国有特大型企业都担负不了的呢?一张涉及运河开凿,高速铁路,港口,公路,桥梁,隧道,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大订单。
这张订单之大,大到连中建,交建,电建等特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没有上面进行融资担保,都接不起的程度。
仅这张订单中的分解项目之一,塞浦路斯“维纳斯”港口与特区的基础建设,环岛450公里的铁路隧道桥梁施工,不包含商业楼面等房地产开发部分,预计就要超过2000亿人民币。
“这个项目太大,单靠我们交建一家,连塞浦路斯一个小岛上的基建项目总包都吃力。”
会议室是礼堂的格局,人却稀稀落落的没坐满,座位间隔较大,坐在三排的交建总经理陈健,正在向一旁的坐在的一个圆脸中年人叫苦,“上面不担保,我们想接都接不了。”
坐在一旁的圆脸是国资委党委书记郝运,挂的是党政的衔,却是西工大工学学士出身,属于工程师官员。
他是专门下来参与,或者说听取“小组讨论”的。
包括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肖大庆在内,本该坐在主席台的人,都在下面,听取来自不同部门与企业的看法。
“无抵押啊,这么大的工程要我们垫款,我们怎么垫的起哦。”
一旁的中国电建的董事长晏雄,见郝运只点头不说话,与陈建对视了一眼,插言道,“照我说就没必要讨论,这不是空手套白狼么?这么大的风险,咱不接。”
“…你别跟我来这套。”
郝运微微侧头,静静地看了晏雄一眼,面无表情的问了句,“会议正式表态的时候,你也会是这个态度,对吧?”
“那…那肯定不会。”
晏雄嬉皮笑脸的冲郝运一乐,搓着手朝前凑了凑,“书记,我为祖国献石油啊,多光荣!有订单不接,那我们还是企业么?我这不是接不起么,有您担保,别说个港口,运河我们电建都包凿了。”
中国电建不是建电网的,主做的是水利水电,与中国港湾和中国路桥合并而成的中国交建一样,都属于业务分拆与合并重组后的产物。
早期的国有大型基建部门,基本都是37军司令部一类转过来的工程兵部队,施工领域大体一样,业务高度重叠。
为了专业化,集约化,才陆续分拆合并重组了一批国有特大型基建企业,但业务重叠问题依然严重。
塞浦路斯“维纳斯”港口的基建工程,就同时涉及中国交建,中国电建许多家。
“我工资才几个,我担保的起么?”
郝运没好气道,“你们对项目编制设计任务书标定的范围,调查结果怎么样?”
“老周。”
晏雄闻声侧了下身子,对后排的一人招呼道,“跟书记汇报。”
“郝书记。”
坐在后排的电建总工程师周平,从座位上站起,与回头看过来的郝运打招呼。
“你坐下坐下。”
郝运也站了起来,先跟周平与其身旁一起站起来的电能安全总监宗一峰,办公厅主任吴旭,科技部主任李谦等一一握手,而后作势朝下的同时,伸手朝下压了压,“你们都坐下来,坐下来说话。”
周平几人与郝运寒暄了两句,很快进入正题,介绍道:“由于不是现汇工程,不是国际招标,sp的项目书并不完整,有关财务审计,工程审计与……”
“那个你不用管,你就从工程上讲一讲。”
郝运打断道,“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