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也不纠结韩琦富弼他们的事了，又拿起一份文报看了一下。
这是陕西都转运使李参的文报。
要论数据，此番李参的最好。但这个家伙的事略敏感，他用青苗钱贷出去后，抢了非常大一群人的利益，替皇帝拉了非常多的仇恨，才换来的增长。
当时在舒州和王安石王雱聊过后，老张就定论出了“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不宜扩大宣传”的基调，于是作为大宋喉舌之一、现在张方平没把陕西的事拿出来说，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带过，评价为“还行”。
老张说还行，赵祯现在兴趣也不大，那当然就“还行”了。
“？”陈执中也不知道李参知道情况后、会不会在陕西大骂“奸臣误国一手遮天”，会也无所谓，张方平历来喜欢维稳，会去陕西教李参做人的。陈执中是老好人，不想拉任何一方的仇恨，于是什么也没说。
最后，张方平拿起舒州的文报，笑道：“积极正面的东西还是有的，譬如此番的最显耀明星便是舒州，他们财税增长达两成之多。”
两次！
这么厉害！
赵祯和陈执中都一起楞了，也纷纷来了兴趣。
随即，赵祯一拍脑袋想起来道：“让朕猜一下，是因为朕的那个神童，搞出来的养殖业带来的？”
张方平道：“那有一定缘故，但是客观的说，鸡从出生到产蛋，有一个完整周期需要走，而现在他们养殖业铺开不到一年时间，所以增长并非来自农牧，而是商税。”
这不奇怪，北宋时期是颠覆的开始了，大宋首次商税超越了其他各税的总和，成为财政来源最大比重。那么商税大幅增长了，自然就会数据最好看，比什么业务增加都显著。这个道理赵祯知道，于是关心的问道：“因何而增加？”
这涉及了那个小屁孩整顿街市秩序，收取保护费的事，提出来的话略有些敏感，于是张方平放水了，不想往这方面说，便只笼统的道：“来源于舒州对吏治的整顿，吏治清廉了，民间活力和秩序自然大增，就臣在舒州调查研究的结果，舒州是另一番景象，地痞流氓混混基本转行，投入生产去了，他们有了钱后不但不骚扰街市，还在街市花钱购买物资，物资需求一大，秩序一好，于是整个淮西路贩夫走卒都愿意朝舒州聚集，便形成了自发‘大市场’，市场越大越集中，就越方便官府监控和定税，再加之官吏队伍相对廉政，损耗较少，于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对此赵祯喜忧参半。喜是喜在，这才是最有效的路子，见效最快的，舒州真的做到了。但忧就忧在，说白了这是范仲淹他们庆历新政的变种。当时的庆历新政反弹有多大，赵祯心有余悸。
事实上虽然范仲淹的路子对，但要执行，便要和整个天下扭着干，这不是个小问题。到了这个年纪，对于已经过了争雄心态阶段的赵祯来说，维稳策略、远比报收集，进了朕的耳朵。”
陈执中急忙道：“官家息怒，司马光确有不妥，但这毕竟不是多大事。”
赵祯道：“事情当然不大，但影响不好。他司马光这已经近似‘冤案’。他抽的不是鞭刑，是我赵家天下的公信力，是朕的耐心。”
赵祯也没说要怎么处理司马光，事实上司马光的事真不大，大宋也自来不喜收拾文人。但皇帝是人，他当然有权“不喜欢司马光”。想明白了此点后，陈执中叹息了一声，知道司马光废了，这样一来显然要定调：此番舒州的功劳考核中，司马光没有一席之地，全部是王安石那二流子的功劳。
“司马光这个大蠢货！”
这是目下赵祯、张方平、陈执中三个大佬的默认意见。
很明显他是淮西安抚使、舒州知州，假如够聪明，听着劝别去惹那小孩，哪怕他混混沌沌不做事，到头来舒州的功绩他天然最大，王安石只能屈居第二。
然而他能力不够又要去纠结，强行做与能力不匹配的事，还不听人劝，已经警告他“放开那个小孩”了，他就是要画虎不成反类犬。
王安石殴打陈署已经被记录在案了，但现在赵祯定论出“不省心的人中，王安石是骨骼最惊奇的一个”，所以么，今年的政治明星、少壮派典型代表人物就这么的定论出来成为默契了。
大宋悲壮的皇佑五年，就这么在皇帝、张方平、陈执中的私下默契中被总结了。
蛋疼的皇佑五年。
侬智高起兵叛乱，康州知州赵师旦忠臣殉国，王安石得罪淮西全部官员、用钱粮支持王师决战。打赢了的狄青被反手撸的没脾气，毫无能力和威望的陈执中梁适出掌东府西府，宰相庞籍因一件小事下台，包拯因为过度奔放被撸下去做地方官。为此仁宗皇帝背负了“心胸狭窄”的锅。
一群混蛋中，最不烂的一个王安石，就此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这就是皇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