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西婺源人。”那中年人嗫喏道。
吴安平颔首表示鼓励，又问道：“婺源？朱熹故里，书乡，茶乡，好地方啊！婺源离这里有一千里吧，老哥怎流落到上海来了？”
那中年人眼角抽搐几下，满脸的褶皱攒出一个苦笑，回话道：“要是有活路，谁愿意往外跑？还不是闹饥荒闹得？民国十四年(1925年)，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都遭了灾，先是旱，后又涝，地里根本没收成。不到半个月，婺源就饿死几百人，我们没办法，就逃荒到了江苏，后来又听说上海讨生活容易，就又过这边来了。”
“上海实际怎样？”吴安平朝中年人递去一支烟。
“也不太容易，不过总比江苏、江西要好。”中年人双手哆嗦着接过，在鼻端狠狠嗅了一下，却没有点上，只是夹在了耳后。
话匣子一打开，气氛就轻松许多。其他人排队领粥的领粥，围观的围观，也有一些人在吴安平和中年人两米外蹲成一圈，静静倾听两人说话。
这中年人倒不是乞丐，而是在“飞星”人力车公司当车夫，只是正如他所说，在遍地黄金的大上海讨生活，远不像想象那么容易。
上海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关键问题是，只有很少的酬劳能落到工人手中，中间扒皮的人既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据这中年人说，飞星人力车公司给底下车夫的酬劳，实际是每日四角钱，但真正到他手的只有一角五分，最多有时能到两角。中间的钱，是被大小两层工头抽去了当佣金，大工头每人每日抽一角，小工头则抽一角到一角五分。
每日四角钱，每月就有十二块银元，如果注重节省，足够养活三五口人。但如每日只剩一角五分，每月才只有四块半银元，摊到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还问题不大，要是有几个家口，这日子过得就不是紧巴能够形容的。
吴安平没想到是这种情形，便问道：“为何非要依靠工头？没他们从中抽佣，岂不更好？”
那中年人答道：“不止是人力车公司，在其他的公司和工厂也一样，活计都是包下来的，不经过工头，根本无活可干。起先只有租界里的公司和工厂会这么干，现在华界也都跟着在搞，哪里都一样。不过，也能找到没工头的活计，但那样的活计，三天有两天没有，不长久，反不如有工头依靠。”
这时，另外有个蹲在一旁的年轻人插话道：“工资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都是工头直接去领，再往下发。要是自己去找老板，被工头知道，不但要挨顿打，连饭碗都得丢掉。那些工头很多都在帮在会，老板有时候也不愿惹。还有，要是有工头，临时招工就很方便，也能随时解雇，很多老板本身也乐意这么干。”
“你也在人力车行干？”吴安平转身问道。
那年轻人有些害羞：“不是，我在码头做脚夫。”
“码头好些吧？”
“也不好。码头上抽头的人更多，除了最上面的‘把头’，中间还有‘挡手’和‘跑码头’，下面才是‘拆账头’。公司直接把工资发给‘把头’，‘把头’、‘挡手’和‘跑码头’先抽一层，再发到‘拆账头’手中，‘拆账头’再抽走一层，才把钱发到我们这些干‘里挡’、‘外挡’、‘杠棒’、‘老虎车’的脚夫手中。‘把头’是大工头，‘拆账头’是小工头，‘挡手’和‘跑码头’是狗腿子。”
吴安平问了其他一些人，发现每个行业几乎都是类似情形。只有行乞业例外，乞丐没有工头，但是有丐头，那丐头不行乞，靠吸乞丐的血生活，他们实际比工头还狠。
这实际是一种包工制度。这种制度几十年前曾在西方盛行，在英国被称为“血汗制度”，现在随着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进行，又在中国风行起来。
外国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直接招雇、管理中国工人有很多困难，而且有些行业如码头搬运、建筑业、造船业生产经营很不稳定，所需劳力时多时少，为便于临时招雇和随时解雇，他们就把包工制度带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包工头来招雇工人，承包生产。这种制度有利于经营者，华界的中国公司工厂会跟着采用，也不足为怪。
上海的包工制度主要流行于码头运输业、人力车业、建筑业、铁路运输业以及造船业、纺织业、橡胶业、面粉业等。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如码头搬运业、人力车业、建筑业，由包工头将企业中整个生产过程或主要劳动部分承包下来；另一种是多数工厂和铁路运输业，包工头只承包部分工种、工序，如一些工厂的装卸、搬运、木工、油漆工、冷做工等工作。
吴安平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西北在上海大有作为。
从月收入来说，上海绝大部分下层工人，月平均工资不超过十块银元，中层工人不超过二十块银元，基层管理者的平均月收入也只在三十块银元左右。辛逢馥等将沪上工业集团的计划展开，只要杜绝包工现象，就能得到中低层工人的绝对拥护，如果再将最低工资定到如陇东集团那样每月三十大洋，那他们只会一心跟着西北走，绝不会再接受任何鼓动。
据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在美国没有掀起风潮，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工人工资、然后增加工人福利，缓解了阶级矛盾。吴安平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认为，通过保证工人工资、增加工人福利、然后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应该能把许多工人从游行的队伍拉回，从而让“四?一二”没那么血腥。
当然，“四?一二”已近在眼前，如果真想看到这方面的成效，在这八九日内，辛逢馥等人就必须有针对性进行一场大募工，将受工运影响最深的一些行业的工人抽走，并使其加入到沪上工业集团，避免其再上街游行。
吴安平知道，就算蒋介石、蔡元培接受自己的一些建议，就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心存畏惧，流血事件还是不免会发生的，毕竟国共矛盾已经积累到不可调和的阶段。但是，就算“四?一二”事件难以避免，能少些血腥总是好的。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的一分元气，如果死在远征日本、苏联的战场上，那不可惜，无谓自相残杀，那就不能接受了。
参与聊天的越来越多，原先存有戒惧心理的人，终于发现，这位老爷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吴安平很和气，也没架子，根本不像个高高在上的老爷，反而更像是邻家的后生。虽然这后生比较有钱，但那也比其他有钱人，更让人愿意亲近。
吴安平递出的糖果，终于有孩子愿意接过了。女人们都会红着脸说着：“谢谢！”这些礼貌话吴安平倒能坦然受之，但他却无法免疫这些女人放松戒备后，因越来越好奇而大胆盯注在他身上的目光。他也有些坐立不安。
突然，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女人，在为自家孩子得到糖果，而吐出一句清脆的“谢谢”之后，又紧接着上前一步，说道：“老爷，或许不该说，但是我知道你是很有本事的人，你能帮帮我们吗？”
这时，所有在议论的、在沉默的、在窃语的、在玩闹的、在煮粥的、在分食的、在垂涎的、在喝斥的，无论老人、孩子，还是男人、妇人，都停下了动作，朝吴安平看过来。除了“呜呜”的风声、一两个孩子“嗯嗯”的哭声、炭火的“噼啪”声，浓粥的“汩汩”声，当真半点其他的声音都没有，一片寂静。
“你叫什么？”
“骆春琴。”
“我可以帮你们。”吴安平站起身，先朝骆春琴点一下头，又把目光向外，在周围的上百张模糊、昏暗却闪烁希冀的面孔上逡巡：“我也有能力帮你们。但是，有本洋人的老书上说得好，上帝只救自救者。上帝是洋人的老天爷，是神仙，神仙都只救自救者，我本事再大也比不过神仙，所以我也只能帮那些愿意自救的人。”
他表错情了。这些话是很通俗，但道理却不好领会。
幸亏骆春琴似乎读过书，她看其他人都有些愕然，就还是自己搭话道：“老爷，你想我们怎样自救？”
吴安平放慢语速，故意加强语气道：“我可以直接给你们钱，但给得少，或许没几日你们还是这幅摸样，给得多，或许你们根本保不住财富。上海是什么地方，你们比我清楚，这是魔都，是繁荣的魔幻之都，也是吃人的魔窟，到处都有危险，到处都是危机。所以，这样的帮助，我不愿给。”
骆春琴道：“老爷，不需要施舍金钱，我们有手有脚，只要有工作，就能养活自己。”
吴安平赞许道：“说得好。嗯，我确实可以提供工作机会，而且每人一份，没有工头抽佣，而且薪资丰厚，让你们过上更体面的生活，而且比上海大多数人都要体面。但是实话实说，我没有时间，暂时也抽不出力量安置你们，所以你们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唯有团结，唯有自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那个丐头赶跑，让他再不敢来。”
他并不是故意为难，而是实在没时间，也不方便亲自出面安置这些人。所以，就算有心相帮，也需要等到张树声、马英图那边大事抵定，或者辛逢馥、许鞍华那边的计划启动，由他们出面最好。而这些又和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对西北持怎样的态度有关。如果因那些信，致使国民党右派表现出强烈敌意，事情就有些麻烦，或许计划将不得不改变。
如果这些人能够团结自立，摆脱丐头及附近其他人的控制，他倒是不吝投入些金钱，给他们提前找些事做，等上海的事情落幕，再和辛逢馥他们合流。当然，分开独立发展也很好，更不容易暴露吴安平在上海的存在。
不过，也不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他可以等两日，知会张树声对这些人提供保护，想必那丐头是没能力抗拒的；也可以等辛逢馥、许鞍华那边行动起来，将这些人都招进沪上工业集团，也不差这七八天。但是，既然这些人主动求助，也算有些机缘，他还是想看看值不值得扶助，若值得扶助，与接受招工相比，那前途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骆春琴咬咬牙，欲言又止。确实，就算她有主意，但这件事终究有些风险，显然不是她个人就能定下的。
“先生！先生！”改口叫“先生”不再叫“老爷”的刘三跑过来，兴高采烈地叫道：“先生，泰哥醒过来了！他醒过来！”
于是，吴安平看了骆春琴一眼，又对着众人道：“能不能做得，你们自己考虑，我先回杨三泰那里看看。另外，天明我就会走，嗯，现在已经凌晨三点，我只能再等三个钟点。”
边走，吴安平边问前面的刘三：“骆春琴是行乞？还是在做工？”
刘三歪了歪脑袋，道：“她是苏州河的船娘，不过船是租的，一天也赚不了几个。”
进到窝棚，吴安平见夏听白刚给杨三泰量完体温，而杨三泰则目不转睛望着夏听白的侧脸发愣，心中有些好笑，遂轻咳一声，见大家的目光都转过来，便问夏听白道：“怎样，他体温可恢复正常？”
夏听白正看体温表，闻言道：“，是正常体温。但很奇怪，他额头烫得厉害，我看，得有40c。”
吴安平大笑道：“那不奇怪！你要再对他笑笑，管保能上50c。”夏听白这才有所察觉，不过没有忸怩，而是落落大方，目光掠过杨三泰，见他低头不语，连头带颈一片通红，便故意嗔怪吴安平道：“玩笑不要乱开，瞧，把人都吓住了。”
两人都没有生气。少年思慕，本就是最美好的情怀，没必要非用成人龌龊的目光去审视，况且，杨三泰的目光之中，不只有朦胧的思慕，还有一些孺慕之情。
“先生，多谢你搭救！日后我若有出头之日，必涌泉相报！”杨三泰挣扎着想起身致谢，但试了几下，竟没有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他不得不让刘三扶着，靠在土炕一侧的墙壁上，说出了这句知恩图报的老话。
吴安平故意道：“你觉得自己能报答我什么？”
杨三泰一怔，迎着吴安平的视线看了过去，见他实际根本没把自己这句话当回事，只觉脑子一热，一句话便几乎喊了出来：“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说，要是条汉子，话出口，就要钉得下起不回。先生若用得着，我宁愿舍出这条命，也总要报得先生的大恩。”
小七、小八还在车上睡，但小三、小四、小五却都在窝棚，早就被惊醒，听他把话说这么重，都吓了一跳，目光直在吴安平和杨三泰两人脸上打转。夏听白皱眉道：“年纪再小，也不能不知轻重，性命可是张口就能舍的？既提起你爹，可知他在九泉之下，是愿你死，还是愿你活？你若随口便把命丢了，又怎对得起你爹？”
杨三泰感到委屈，却又无力反驳，看看吴安平，又看看夏听白，眼泪便止不住淌下来，只是倔强地不肯出声。
吴安平倒有些动容道：“有志气就好！报答不报答，对我，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只要你有这样的志气，相信总能成就一番事业，也不枉我费心医你一场。”
杨三泰固执道：“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吴安平不置可否，转过脸来对刘三道：“小三，你泰哥烧刚退，正该趁机多补充些体力，这样才好得更快。你给他冲一碗黑芝麻糊，稠一些。若觉得饿，便再熬些肉粥。等稍进些食，再服一次药，只是那小包的‘壹号’，暂时没必要用。”
小三答应一声，便示意小四和小五，和自己一起准备。
夏听白对吴安平道：“还有两三个小时就天亮，你一夜没合眼，还是趁机小睡片刻，不然上午没精神。”
吴安平待要点头，便听见窝棚外传来杂乱绵密的脚步声，于是对夏听白道：“这觉还真睡不成，还有事要办。”说着，不等夏听白询问，几步来到窝棚外，看了一眼四周，大声道：“你们做出决定了？”原来，骆春琴还有那中年人，已带着几百人到了郭三泰的窝棚外，显然有事发生。
那中年人应该是被公推为头领，见吴安平动问，遂上前几步，毅然道：“老爷，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和那几个丐头摊牌，绝不再受他们的控制。只要老爷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摆脱颠沛流离，有一日没一日的境况，再大的代价我们也愿意付！”
其实，丐头只控制着行乞者，与其他一些做工的人并无恩怨，但吴安平视他们为一个整体，所以都被卷了进来，无一例外。当然，这只是一次态度和决心的考验，应该不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丐头也只为求财，犯不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死磕。
吴安平大声道：“很好，只要你们能团结，有决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天光未亮，但黑暗中似乎弥散着无量希冀之光。他能感受到那种热切和期待，对这种情形深为满意，重申了自己的保证后，又问道：“你们当中，谁是领导者？”
有声音凌乱喊道：“郑大钧，骆春琴。”
吴安平已知道骆春琴是谁，但没听过郑大钧的名字，不过这并不难猜，便问那中年人道：“老哥，可是你叫郑大钧？”
那中年人低头道：“是我。大家非要推举我和春琴主事。”
吴安平鼓励他道：“主事就主事，只要诸事公平、公正、公开，凭老哥，再大的事也能主，不用担心搞不好。”又对骆春琴道：“有件事，你们最好现在就办。这里总共有多少人，其中上年纪的多少，正当年的多少，年少的又多少，男人多少，妇人多少，有手艺的多少，识字的多少，等等，这些都得统计出来，我才方便安排。”
骆春琴目光闪动道：“知道了，老爷！”
吴安平摇摇头，又大声道：“大家既然愿意听从我安排，这里我就先立一个规矩，此后再不许叫我‘老爷’。若放不开，便叫一声‘先生’；若放得开，便叫我‘大侄子’、‘大兄弟’都行；再不然，便叫‘老板’也行。总之，不要再叫‘老爷’，我听不得。”
“是的，先生。”见吴安平很郑重其事，郑大钧和骆春琴不敢不答应。
不过，骆春琴突然又说了一句：“先生，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吴安平失笑道：“失误，失误，竟忘了自报家门。我叫......黄启东......”
后面的夏听白“噗嗤”笑出了声，凑到吴安平耳边悄声道：“真难为你，竟想起用这个名字。”吴安平只觉耳朵一阵发痒，见光线昏暗，视线并不及远，突然转脸在夏听白唇边吻了一下。只一秒的接触，他便觉出夏听白的嘴唇温度骤而升高，然后便听到一句轻啐：“黄启东，你个小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