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白亚亚领着李三喜和王青川到卫华老师办公室赔礼道歉。
“向卫老师先道歉，一会儿进教室，向班里同学再道歉。”白亚亚对站在卫华老师门口的俩人说。
“卫老师，对不起，是我们太调皮，让您受到了惊吓。”李三喜说。
“卫老师，对不起，我们知道自己错了，请求您的原谅。”王青川说。
卫华说：“我倒是不要紧。这样做，很危险。假如你们自己被砍伤，或者其他同学被砍伤，那就不得了。一定要从此事中汲取教训。”卫华说。
“到教室给一年级同学也去道歉。”白亚亚生气地说。
卫华说：“这个倒不用。窗玻璃碎了，按学校规定，故意损坏公物要赔偿。不让你们自己掏钱，我这有三十块钱，你们让家长买块玻璃，给我们班教室把玻璃装上。”
白亚亚：“这个怎么行？他们不用掏钱，那至少让我来掏这个钱，还能轮到你？不行不行。”
说着，俩人为三十块钱，来回推辞。
最后，白亚亚抗不过卫华老师，只好收下，说：“我欠你一个人情，将来有机会一定还你。”
“白老师，客气啥？”卫华说。
春寒料峭。白亚亚本打算周六让李三喜和王青川俩人父母去县城裁玻璃，后来又觉得让两人父母为这事情下趟山，好像也不妥当。六年级了，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于是，白亚亚便借了保安卢平健的“二八”自行车，安排俩人自己去县城裁玻璃。
尺寸是李三喜用自己文具袋里的塑料尺测量好的，记在小记事本上。王青川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李三喜。
下午上完两节课，大约三点半，俩人骑着自行车，向县城驶去。不用上课，这对他们来讲，还是头一次。激动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一路上说说笑笑，好不快活。
一小时后，俩人就来到县城。
县城真热闹呀！一排排的商店，一排排的餐馆，一排排的水果摊。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前面的体育场门前围了一群人，里三层，外三层。
咚咚的铜锣声，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俩人跑过去，把车锁在了路边，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个耍猴的艺人在表演。
除了用绳栓着的两只猴外，他的旁边还放了一个大木箱子。他说他的箱子是个宝贝，可以让任何东西去它想要去的地方。说完，他把一位妇女胳膊上的竹篮要了过来，往箱子里一放，盖上了盖子，问妇女，你想让你的竹篮去哪里？妇女说，我想让我的竹篮回家去。打开盖子的那一刻，俩人惊奇地发现，箱子底什么也没有。他又把一个工人师傅的鸭舌帽放进去，最后还分别把它养的猴子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放了进去。结果，打开箱子的那一刻，里面什么都没有。他把箱子提起来让大家看，箱子完好无损。箱子底下的水泥地也是白光白光的，没有任何坑洞。
俩人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如痴如醉。王青川问：“刚才那个娃，他说他去北京，能回来不？”
“要想让刚才的东西回来，大家得给他们凑点路费。”
说完，耍猴的艺人，拿起刚才敲的那个铜锣，在场子周围转着圈。
俩人真担心那个小孩儿在北京街头流浪，回不来了。王青川和李三喜商量了一下，便将其中10块钱，放到艺人手中的铜盘上。收完钱后，像电影的回放镜头一样，耍猴的艺人，将刚才的竹篮、鸭舌帽、它的猴子和那个大家一直牵挂的小男孩，一个一个，又变回来了。
神奇，真是太神奇了！他是怎么把人变没的，又是怎么把人变回来的？就那么大的地方，周围都围着人，他们都躲哪儿去了？
俩人还正在琢磨着，发现耍猴的艺人开始收摊，天快要黑了。
玻璃呢？老师让买的玻璃呢？俩人这才想起，班主任白亚亚老师交代的事情，赶紧往县城的西街跑。遗憾的是，玻璃店已经关门了，只剩下灰黄的路灯，静静地立在那里。风儿吹着街道两旁的大树，大树发出呜呜的声响，似乎在教训着俩人：贪玩了不是？
不远的夜市，灯火已经通明。
烟熏火燎的烤肉炉上，冒着诱人的香气。俩人被这浓烈的香味，诱惑着咽了咽口水，像叫花子一样，眼睛死死地盯着火红的木炭，以及摆在木炭上吱吱冒油的肉串，踟蹰不前。
“来两串？”戴着四角小帽的新疆大叔，用他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热情地招呼着俩人说，“两块钱一串，来两串。”经不住诱惑的他们，花掉了四块钱，一人买了一串。
拿着滋滋作响的烤肉钎子，俩人用舌头添了添，肉串很烫，吹了吹，便咬下了最靠前的一块肉。这肉可真香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油。对于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他们来说，从没有吃过新疆烤羊肉串，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一不做二不休。俩人为自己编好了丢钱的谎言后，把剩下的十四块钱，也买了烤肉。正当俩人接过肉串，大饱口福时，一双瘦硬的手臂突然就抱住了他俩。
白亚亚老师额头上带着香味的汗水，挨到了俩人的脸，李三喜和王青川俩人，顿时觉得不好意思，脸“腾地”红了起来。
白亚亚老师并没有意识到她夸张的动作，带给俩人的尴尬。
“谢天谢地，你俩都还活着！”白亚亚老师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你们吃晚饭了没有？”白亚亚问。
俩人支支吾吾没有说话。
白亚亚老师带俩人坐到了旁边的摊位上，要了三个大碗“牛肉拉面”，让新疆人再烤了一些肉串。
三个人吃得满头大汗，满嘴是油。
白亚亚把两个淘气包放出去不到半小时，就后悔了。她不该让两个孩子去买玻璃，这去县城的路是一条国道，路上的大卡车来来回回很危险。
时间差不多，她再也坐不住了，便出了校门，站在校门口不远处的马路上朝前张望。十分钟，二十分钟。她计算着时间，俩人该回来了。
可她左等右等，却看不见身影。便沿着马路一边走，一边张望，不知不觉就走了三四公里。公交车就在身边，她想上车，又担心上了车，在路上错过俩人。便一路小跑一路张望，两个小时后，便来到县城的西街。西街上有五六家玻璃店，现在早已关门了。
白亚亚老师吓坏了。心想，这两个家伙去了哪里？是死是活？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在她心中闪现。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抢救？
但看到街道上一片祥和的场景，她又自我安慰道：“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走岔路了。也许，这两个家伙现在已经到了学校，或者快到学校了。”
前面就是县城的夜市，白亚亚不由自主地朝人流量更大的地方走去，正在他茫然地张望时，两个人却手拿烤肉钎子，正站在新疆大叔的烤肉摊前大快朵颐。
“这两个狗东西，真是淘气！”白亚亚嗔骂了一句自己班里的两个淘气包。
但她一想，这事也不能完全责怪俩孩子，是自己让两个未成年人来县城买玻璃的。真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这责任全在她的身上啊！毕竟两个孩子都未成年。
于是，白亚亚从头到尾，再没有责怪。
白亚亚这“以柔克刚”的方法，效果不错。
回去的路上，白亚亚告诉他俩，对他们的安全很担心。在看到俩人骑上自行车的那一刻，白亚亚就已经后悔，不该让俩孩子来买玻璃。去县城的路是国道，路上有大卡车来来往往。
白亚亚始终没有问，买玻璃的钱去哪儿了，她压根就没提钱的事，也没有批评他们。和孩子的安全问题相比，钱在这里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回去的路上，白亚亚只是不停地在讲，她对俩人的安全很担心，像母亲对自己儿女那样的一种担心。
第二天，白亚亚老师亲自去县城买了玻璃，回来后，让俩人带上棉线手套，指导着把卫华老师班教室窗户上的玻璃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