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记分员
在生产队的岁月里，还是有一整套管理方法的。
生产队长下面，还有保管和会计，这三个人就是生产队的官了，算是农村最基层的“首脑”。另外，还有个记分员，不在生产队的“班子”行列，但是掌管着社员们的生杀大权，有时也偶尔会列席生产队“班子”的某些会议。
社员们干一天活，男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多少，妇女的工分是多少，孩子们临时帮生产队干活能给大人加几分，看守生产队的庄稼、机井、抽水、挖河等如何算分，多少分数折合一个工？一个工能折合多少东西……这些繁琐的事情都是记分员来统计。
有时候，记分员没时间出工了，社员们就要到记分员那里去“报工”，由记分员核实后统计起来。
那时候，生产队是农村最小的“单位”，但几个“领导”的职责也各有分工。
生产队有多少家底、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要预留多少活动资金等，这些是会计的职责，他要做到心中有数。而生产队有多少工具、农具、仓库里有多少粮食、牲口棚里有多少牲畜等，这些是保管的活路。而生产队长的职责，就是应酬一些会议、安排生产队种什么庄稼、一年四季的农活安排、社员们出工时的具体活路分工，要做些统筹兼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话，用在当时的生产队里是最合适的一句话。
不在领导“班子成员”的记分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只有心地比较公平的人，才能在社员选举时被选为记分员。记分员不能给别的社员少计工分，也不能给自己多记工分。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社员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记分员不公平了，也会被社员们“弹劾”掉。
我们生产队的记分员，是我的一个堂叔。他的年龄比我爸小点，是我的一个大叔。大叔为人厚道、细腻，好像做了很多年的记分员，还兼过几年的会计。
那时候，一个工到底能兑换多少物质，确实是很难计算了。原则上，工值的多少是按当年生产队的收入来计算。收成好了，除了仓储的粮食，剩下的粮食就会除以全体社员的出工数，再兑换成粮食分给大家；其他的杂粮类、棉油等，也是以此类推。
所以，当时的工值和现在的效益工资有些相通的地方。
就我们家里来说，基本上是妈妈一个人干活。而且，妇女在生产队劳动，干不动粗重的活，工分也相对较低。一年下来，靠妈妈工分挣的粮食还不够我们三口吃。
当时，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买口粮。
那些年，在外面买粮食除了现金外，还要用到粮票。
粮票有各省的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两种。本省的粮票，只能在本省“消费”，而全国粮票则是全国通用。当时，大到粮食小到糕点、甚至一根油条都要用到粮票。即使不怎么用粮票的集市、街头，只要有粮票也能少花点钱。所以，在那时候，粮票是基本上可以当第二货币通用的。因此，有时候远在东北的四姨，也会偶尔给我们寄点全国粮票来。
但是，在生产队买粮食，就不用粮票了。不管这么说，毕竟是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粮食不够吃了，拿点钱就可以买点仓库里的余粮。
粮食撑不下来的时候，爸爸发了工资，会去队里买点粮食。基本上，我们每年都要去生产队买粮食支撑生活。爸爸去队里交点钱，老队长会喊保管打开仓库，给我们称粮食。
生产队的仓库设在邻居的一个大爷家，里面倒是经常堆着半屋子的玉米。只是，玉米都是倒在地下的，不但有些已经霉变了，而且老房子里的老鼠还多。每次打开仓库，就会惊起一群硕鼠。保管爬到粮食堆上，用簸箕随便扒拉两下上面的老鼠屎后，就随便撮一些，称够了分量，倒在爸爸的布袋里背着回来。
每次看到从生产队买来的粮食，妈妈都会生气。这些粮食不但虫蛀、鼠蚀，夹杂着不少老鼠屎，还有一些霉变的。
爸爸也没办法，说：“不行就淘洗一下再去磨面吧，谁叫我们家劳力少呢！”每次说这话的时候，小妹就有点心虚，怯怯地说：“爸爸，我吃得不多，还没哥哥多。要不，以后我就少吃点。”
听到小妹说这话，平时对妹妹比较凶的爸爸也很心酸，摸摸她的小脑瓜，叹口气说：“小丫头，你还能多吃多少啊，是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小妹或许听不懂爸爸的话，但能感觉到他的口气和平时不一样，会很乖地在他怀里依偎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