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贵商行先前在定海收购过很多土地，还有多家造船厂，只是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大部分工人都带到上海培训和工作，因此定海这边显得寒酸一些。
不过，现在赵大贵带着大部队过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赵大贵率领的船队到达定海，然后人和货物都一批批上岸，按照原先的计划布置。
“那个，老板，咱们现在也算有钱了，怎么都能赚钱，一些要人命的勾当，其实不做也可以吧？”徐文强看着工人们搬一些特别沉重的箱子，不由苦笑一声，若有所指地说道。
“老徐啊，你真是把现在的形势看得太简单了，只看到我们花团锦簇，没看到后面有人磨刀霍霍。
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发展，在两年内积累出让朝廷和英国人都感到忌惮的力量，那最终会被他们吃干抹净，连骨头都剩不下一根。”赵大贵叹息一声说道。
“事情怎么会那么严重？我们好歹也是上海头一号的商行，别人做事不会一点都不顾忌吧？”徐文强知道赵大贵这段时间充满忧患意识，心里一直感到费解。
“事情就是这么严重。”赵大贵摇了摇头，根本听不进去徐文强的劝解。
到此地步，徐文强也无法可想，这赵大贵怎么说对他也有知遇之恩，自己唯有一心辅佐，不辜负这番恩情才是。
想到这些，徐文强便决定不再劝谏，该说的话都说了，接下来自己好好做事就是了。
按说普通人到达赵大贵这个地步，从一无所有的童生（还是被夺了学历的）成为一方巨富，手里有数百万两银子，早就春风得意，酒色财气，娶七八个姨太太了。
也就这赵大贵特殊，反而觉得高处不胜寒，认为英国人和朝廷早晚要合伙对付他，所以戒惧非常，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积累更多实力，甚至为此不惜做一些非法的勾当。
没错，赵大贵到定海，就是要做一些在上海没法做的非法勾当来的。
首先，赵大贵手下有那么多造船厂，既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技术积累也到了一定程度，可以试着造船了，但就是被上海的官员拦住，不让他在上海造西式帆船。
宫慕久前后三次到租界的船厂视察，还多次严厉要求赵大贵，修船可以，但决不能在上海造西式船，不管是普通帆船还是蒸汽船，不管是在租界内还是租界外，全都不允许。
至于理由，哈哈，清朝的官员不许商人造西式船，还需要理由吗。
作为不许造船的回报，官府可以允许赵大贵生产少量中式船，但对数量、样式和吨位都有严格限制，甚至要经常派人到船厂检查，以免赵大贵违背一些规定。
也许很多人会感觉意外，但清廷对造船厂的管理非常严格，向来对船只的建造严密监控，如此严格的管理并不是针对赵大贵一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造船业的。
赵大贵前段时间努力攀爬科技树，做了一年才有了些成果，很想立即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在这关键时刻却遇到官府的粗暴阻拦，不由大怒，还想找宫慕久理论一番。
然而，宫慕久强势异常，根本不愿意妥协，就是赵大贵送钱也不管用，最后赵大贵也只能可耻地屈服，全盘接受宫慕久的条件。
也是赵大贵前段时间太顺了，把自己当成人物，实际上对清廷官员来说一个富商算什么，要不是因为有英国人撑腰，没人愿意趟这浑水，早就有官员要扑上来，要把赵大贵的产业一口吞下去。
总之，遇到这个挫折后，赵大贵才明白在上海发展造船业并不可行，需要另找地方，然后才相中了定海。
以现在的局面，整个清朝疆域能允许赵大贵自由造船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定海，都是英国人的地盘，但是斯塔克一系的人还在香港，态度很难琢磨，因此赵大贵也只能先到定海发展了。
不过，定海几个月后就会回归清朝怀抱，到时候怎么梳理关系，又是件麻烦事情，这才是赵大贵想获得定海知县官职的主要原因。
如果只是造船，徐文强倒不至于那么反对，毕竟他也明白建造西市帆船对中国的意义，就是官府愚昧无知，横加干涉，也要顶着压力发展---他真正反对的事情是另一件事情。
造船就是个无底洞，特别是赵大贵这样造船，就是造好了能不能卖出去都成问题，因此他必须考虑收回成本的问题，然后他想出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多赚钱，靠私铸银元和毁钱铸铜弥补投入。
私铸银元利润不小，以西班牙银元为例，含银量只有六钱五分，国际上的售价却有七钱一分，在清朝各大港口因为用起来方便，很多钱庄都愿意升水两三成，以八钱以上的价格交易。
如此说来，私铸银元的利润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这还是其次，关键是非常容易周转，只要跟几家大钱庄约定好，就能源源不断拿到银锭，生产的银元也能直接出售，几乎不会产生库存。
以大贵商行的技术能力，拥有大量洗石机械，西式帆船的建造都敢挑战一番，私铸银元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可言。
然后，关键的是私铸银元违法，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前就颁布非常严厉的命令，不允许民间人士私铸银元，违者灭好几个族。
不过，皇帝的命令现在到不了定海，而且定海毕竟是孤岛，只要保密措施做得好，官府甚至不太可能知道这边在私铸银元，这也是赵大贵想尝试这个项目的主要底气。
而且，赵大贵还有一个未曾跟徐文强提过的小心思，那就是如果自己不做点违法的勾当，还怎么培养手下员工对抗朝廷的心态呢。
私铸银元的利润很高，回本也很快，可以说是一等一的赚钱项目，但跟毁钱铸铜相比，又差了不止一筹。
以前也说过，道光以前的银铜兑换比例，白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文，而一千文制钱含铜四斤二两；到了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白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六百文。
也就是说白银一两换成制钱，然后再将制钱熔铸，可获铜七斤二两左右。
然而，偏偏在这时期云南的铜生产受到很大影响，铜价沸腾，在市面上一两银子最多能买三四斤铜；
再看英国人向中国出售生熟铜的价格，生铜为百斤三十元，熟铜为百斤四十元，也就是生铜为一两银子五斤，熟铜为一两银子三斤半，很多商人还觉得这价格非常合适。
此外，毁钱得来的铜用来铸造铜器，价格还能上涨三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