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弗拉基米尔的说法，久加诺夫与维克托、索布恰克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崩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苏联是否应该被分裂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久加诺夫持坚决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联盟的解散，将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沦丧与为未来前景的彻底渺茫。基于这一点考虑，他认为现在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继续同白宫妥协，已经不是办法了，他们必须集结力量，对白宫实施卓有成效的打击。
而维克托和索布恰克，则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他们更加现实，能够很清醒意识到苏联作为一个国家联盟的解体，已经无可挽回了，目前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中，除了白俄罗斯的立场较为坚定之外，其它的都在做着离心的打算。布尔什维克党就像是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父母，它死了，那么十几个兄弟的分家也就在所难免了。
就在苏维埃扩大会议进行的这段时间里，三个政治巨头在列宁格勒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辩论，其结果是谁也没能说服谁，于是，就在这个苏联即将陷入分裂的子夜，由老牌布尔什维克党残余力量所组构起来的精英团体，提前一步走向了分裂。
三位隐性政治巨头的分裂，预示着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将要出现了，久加诺夫要纠合布尔什维克党的剩余力量，向白宫发起挑战，那么毫无疑问，现有的莫斯科局势，将会进一步趋向复杂。作为曾经担任过苏维埃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职务的强力人物，久加诺夫在党内的影响力很大，而随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轰然倒塌，围聚在他身边的政治力量也很强大，因此。他的另起炉灶，势必会引来维克托等人的深层顾虑。没地说，也许一场酝酿中的政治风暴，很快就要来到了。
想想不久前自己同久加诺夫的那一次会面，想想老头对妮娜的关爱，郭守云的心里难免会有几分感慨，几十年的深交、无数次的把酒言欢、彼此间坦荡无欺的开诚布公，就这么轻轻松松付诸东流了，政治的残酷性或许就在于此吧。
弗拉基米尔等人没有按照预先说的那样留在庄园吃晚饭，他们在不到六点钟地时候就离开了。而在那之后，郭守云就一直把自己锁在书房里，谁也不见，晚饭也没吃。
尽管在得知久加诺夫“离家出走”的消息时，郭守云表现的波澜不惊，但是实际上，这个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触动，而这个触动最先带来的，是一阵儿发自内心的感慨，在感慨过后。则是对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思考。这种思考方式，郭守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那就是正反两面区别对待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思考方式所带来的收获，则是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线----政治色彩很浓地视线。
一盏明亮的台灯，一方宽敞的书桌，一道孤零零地身影，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郭守云肚子枯坐了长达四个半小时，其间，没有人来打扰他，也没有人敢来打扰他。
在这一段时间里，郭守云将自己到达远东之后所接触的一切。包括人，包括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思考了一遍，而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关于苏联，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结论。
分裂，一切都是分裂惹的祸。
苏联实行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几十年，其党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在以党代政作风的引导下。政治权力的因素一直处在领导者的地位。而那些较为专业的经济工作者，则是处在一个被支配、被领导地地位上。这些经济工作者维系着整个苏联的国家经济发展。但是在政权上却没有什么发言权，长此以往，这些人的心里必然淤积了强大的不忿，但是由于国家体制的问题，他们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发任何牢骚。而就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地新思维改革到来了，他提倡人性化、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并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合二为一，来了个双手齐放的大撒把。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布尔什维克党官僚体系，迅速发生蜕变，一个以党内政治精英为主的党政官僚集团与一个以经济工作者为主要力量地经济官僚集团很快形成，而随之发生地，便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团机构的彻底分裂。
在经济与政治地角逐中，政治是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而在苏联这个地方，这一点体现的尤为突出。百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曾经有过对俄国的专门论述，在他们口中，俄国的社会形态被称之为“半亚细亚社会”，而所谓亚细亚社会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当权阶层与被统治之外，缺少一个必要的中间阶层，也就是少了中产阶级那一说。这一特点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国家的两种发展道路，一个是集权，一个是动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当年的导师列宁，显然意识到这一危险，他采取过措施，力图扭转这种局面，但是很可惜，他的新经济政策实行时间太短，而他的接任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于是列宁故去之后，新经济政策被废除，刚刚展露萌芽的那一批中产阶级，很快被连根拔除。经济因素在刀枪的胁迫下，踏着一路血泊，重新回到了受政治支配的道路上。
此后，风风雨雨几十年，苏联的大批经济精英表面上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可实际上，却一直处在被支配的地位上，他们像耕牛一样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流汗卖力，但是所得的，却仅仅一把干草，至于说大部分的收获，则被政治官僚集团所掌握。至于说影子经济的出现，则是在这种环境下必然会诞生的一个衍生物。
无论是挈尔年科还是安德罗波夫，他们都听到了来自经济层面的反对声，这种声音很强烈，令整个苏联的国家体系都为之震动，因此他们推行改革，但是却不敢动摇以政治经的根本，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会出大问题的。因为政治官僚集团的特点是“腐败”，而相比之下，经济官僚集团的特点便是“贪婪”，腐败的蔓延需要依靠关系网络逐渐的侵蚀，而贪婪的蔓延则不需要任何媒介，因为它会吞噬。
挈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收效不大，但是在一手打击腐败，一手力压经济官僚的措施下，苏联的经济在短期内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可就应了那句话，精明的人活不长，挈尔年科与安德罗波夫两人当政时间太短了，他们那病秧子的身材扛不住硕大的脑袋，最终还是在短短一两年内相继倒在了岗位上。经过连续两任领导人的更迭，苏维埃中央意识到一点，那就是选领导人千万别选脑袋大的，他们活不长啊，因此呢，小脑袋的戈氏就被推上了台。
此后一切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刚一上任的戈氏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许是对勃列日涅夫给自己颁发勋章的做法不满，戈氏将目光投向了国外，他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来告慰平生。于是，短短几年时间，腐败的政治官僚集团失去了对贪婪的经济官僚集团的有效控制，大批脱身经济官僚群体中的政治家，抑或是受经济官僚集团支配的政治家窜到了前台，他们一手举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一手拿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匕首，面色狰狞的扑向了压迫他们几十年之久的老冤家。至此，局势彻底失控，摆脱镣铐束缚的经济因素开始鸟枪换炮，稀里哗啦的将政治力量砸了个粉碎，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之流，他们就是在经过了这一场演化之后脱胎出来的，他们与其说是几个经济巨头，不如说是经济官僚集团的代表抑或是核心人物，而失去了集权控制的政治官僚集团，再也压不住他们了，至少在下一个集团团体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
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论述，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铁一般的论证：俄国，要嘛集权，要嘛动乱，没有另一条路可走。
而郭守云在想明白这一切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便是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能让经济的权力凌驾于政治至上，因为放开对经济力量的控制，那就等于是人为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那一股来自九幽地狱的吞噬能量，这股能量的危害远过于蝗虫，他们扫过地的地方，别说是枯木腐草，就连一块碎石也剩不下。
四个半小时的思考之后，郭守云提起笔，在一沓整整齐齐的稿纸上写下了一段长达两万七千余字的论述。老实说，之所以写这段论述，郭守云纯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就是这心血来潮时一挥而就的简要论述，也没有得到什么面世的机会，因为在这区区的不到三万字里，涉及到了太多的人物，太多的内幕，所以，这份手写的稿件便在若干年后，进入了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的秘密档案库里，历史留给世人的，仍旧是一纸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