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施县衙内堂，几十名兵丁手摁腰刀将二堂外的院落团团围住，县中的衙役一个个被推搡到一边，脸上均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院落当中，一张舒适的靠背椅上稳稳端坐着一个人，脸上颇带着些从容不迫的神色，却正是延州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延州节度使高允权的儿子高绍基。
高绍基今日来，是来寻肤施县令秦固的晦气的。
北临党项地界，延州境内的流民问题始终是困扰延州军政当局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从高允权的父亲高万金时代开始，银夏地区的原住民就开始不断南逃延州，后唐同光年间甚至因此而在延州境内闹出来一次大范围的饥荒，一次性饿死了将近十万人，延州原本也算是个边陲大郡，经那一次后元气大伤，至今仍没能够恢复过来。
对于延州而言，流民问题和党项的问题威胁同样严重，这些流民不断地消耗着延州的资源储备，使得延州的经济状况始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也使得延州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无论是扩军还是屯田，都只能想想，却做不起来。高万兴如此、高万金如此，周密如此，到了高允权，同样如此。
延州的流民政策已经经历了数次改变了，后唐年间那次饥荒之前，延州几乎年年接收北方的流民，这些流民当时因为延州官方对他们采取了赈济的政策，便常驻不走，这样一来渐渐在延州城北形成了一个流民大营。这些外地流民不但带来了党项人的敌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和瘟疫。因此没过多久，延州方面就告诫这些难民，他们必须离开延州。
结果是流民在几个中坚分子的带头下揭竿而起，一度围攻延州城未遂，结果抢劫了延州附近的丰林县，而后一哄而散。
在那次教训以后，延州军事当局便开始对流民不报好感，这许多年以来，延州的文官系统一直希望能够利用流民的廉价劳动力来推动本州的农业和人口发展；而军方则一直在驱赶和杀戮那些进入延州的新流民。
延州的文官和军方之间关于流民问题的这种政策性争执绵延了几十年。几十年来双方一直未能就此问题达成过妥协。按道理来说，流民问题牵涉广大，属于民政事务范畴，而民政却又恰恰是文官的权力范畴。但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文官政府体系被一百零八个节度使藩镇所取代，军阀林立的结果便是，自大唐贞观年间开始在数代君臣的小心呵护下建立起来的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打击，直至今天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然则事物都有两面，即便是军阀，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毕竟军队最擅长的还是破坏而非建设，因此在任何一个藩镇中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官的存在，黄巢那样根本不考虑建设和政权稳定性的流寇却又要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团体和文官团体的权力之争便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这种权力斗争在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藩镇内部都存在，只不过表现模式和剧烈程度各有不同罢了。
延州的这种情况也是由来已久，只要藩镇们任用文官来主持辖境内的民政事务，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文官的权限，而这在客观上又必然会导致军方的利益和权力受到挑战。双方的矛盾一旦产生，便不容易消弭。在双方的这种斗争中，军方因为握有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因而zhan有天然的优势。每当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乃至不可调和的时候，藩镇往往会牺牲文官的利益而迁就军方的态度。这个时候的文官集团就面临妥协或者灭亡的命运。
最起码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文官集团在这种时候会选择妥协求存以待来日，挂过四朝相印的冯道便是这些文官中的杰出代表。
延州的文武之争当中，文官集团唯一的一次占据相对优势是在后晋天福年间，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掌国时间在五代的皇帝当中相对算比较长的，加上石重贵的那几年前后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时间内中原的局势相对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增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增强，而天下文官集团同气连枝的性质更刺激了延州藩镇内部文官力量的增强。当时的延州节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采取了与文官集团结盟以壮大自己权势的策略，导致后晋年间文官集团在延州的发言权一度达到鼎盛时期。目前延州九县的所有县令县丞县主簿和县尉都是当时任命的，文官集团把持了地方实权。
但是这种情况直接触犯了延州军方的利益，心怀不满的军队发动了兵变，夺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长高允权抬出来领头，将周密赶到了东城。原本这种几乎等同于公然聚众造反的行为必然将导致后晋朝廷的讨伐，但当时面对契丹强大军事入侵的后晋朝廷根本没有实力再派出军队平叛。兵变爆发时，石重贵政权已经在契丹面前轰然倒下，这也是延州的军人们敢于公然对抗周密的前提。
这次兵变的结果是以李彬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团再次妥协，在与高允权进行了秘密协商之后，延州的文官集团放弃了对周密的支持，转而支持高允权，同时，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权内部的活动能力为高允权与新兴的中原霸主刘知远建立了联系，成功解决了高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作为回报，高允权对于文官集团在后晋年间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不再进行秋后算账。
高允权此人世居延州，对延州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本人并不善军伍，更像一个文官。因此高实际上是延州士族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之间妥协的一个产物。高允权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集团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面逐渐地将一些军方元老重将排挤出军队，而以自己的亲朋故旧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面则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时在自己的节度府中培植一些亲信文官作为预备资源，在各县长吏出缺的时候见缝插针将这些年轻文官补充进去，一步一步夺取延州的实际主控权。
因此高允权通过自己的儿子高绍基逐渐将军权控制在手中，同时不时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节度当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严禁延州军方任何人做出敢于冒犯李彬权威的事情。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高允权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够被中原的皇帝所认定，并不是因为高家的实力有多么强悍，而是因为李彬的存在始终令汴梁方面感到放心。控制汴梁的军阀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控制汴梁的文官集团却是雷打不动，在这种诸侯纷争的乱世，文官集团的生命力要明显强于他们所效忠的藩镇本身。
因此高允权很清楚，得罪军方会招致眼前的祸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团从长远角度来讲对高家更加的不划算。
他试图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便是将军队和文官都变成自己私人的势力，用这种手段，将可以保证高家势力在延州的延续。
高绍基便是延州军方在高允权府中的最高代表。
而新上任还不到一年的肤施县令秦固，则是高允权亲自培植笼络的年轻文官代表。
两人的争执，实际上源于一份被称之为《延州流民安置告示》的文件。
一般而言，起草安民告示是文官的份内事，流民安置告示理应由文官起草。
但是这份告示却是高绍基一手炮制的。
和军中其他人对流民的态度不同，高绍基同样看到了流民这种潜在廉价劳动力的价值所在。从这个角度上讲，高绍基的看法倒是与文官们不谋而合，不过差异在于，文官们认为流民的价值应当融入到延州经济民生的整体框架内来实现，通过流民的劳动增进延州的粮食储备，最终达到增加延州人口基数，流民被转化为原住民的目的。
但是高绍基的目的则完全不同，他所炮制的流民安置条例不仅仅完全剥夺了流民的私人财产拥有权，还同时剥夺了流民的人身自由权，这些人以后将作为高家和延州士族大姓的奴隶存在，他们将为延州士族耕种那些在战乱中*来的大量土地，并且成为士族私人武装家丁的主要兵员来源。
高允权一直不扩军也是这个原因，他并不愿意延州有一支不属于自己力量控制范围之内的军队，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延州藩镇的武装力量变成一支真正的高家军。
只是高绍基的这个流民安置方案实在太残酷，方案中规定凡是五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子都将被直接屠杀掉，也就是“填壕”，这个说法比活埋稍稍好听一点。
因此这个方案在延州西城得到了贯彻实施，但是在东城肤施县，在延州境内的其余八个县，这个方案遭到了文官集团的一致抵制。
对于对此意见最大的李彬，高绍基目前还不敢招惹，但是对于站在李彬身边为其摇旗呐喊的肤施县令秦固，高绍基则恨之入骨，原因很简单，秦固是从高允权身边的一个普通文案被其越级提拔为肤施县令的。而秦固这种忘恩负义家奴背主的行径令高绍基尤其不能容忍。
原本高绍基对东城的事务是无权插手的，而东城驻军首领左营指挥廖建忠又是个老油条，既不肯得罪他也不敢在李彬面前放肆无礼。因此高绍基虽然对东城咬牙切齿，平日却没甚么办法。
然而一个月前，李*突然率领丙队出城驻扎，而高绍基则不失时机地派遣了两个队的中营士兵进驻左营。
在廖建忠两不相帮的情况下，陈氏兄弟便成了高绍基在东城内的一张王牌。
今日高绍基突然发难，一面命陈烨率队接管了城门防务，一面亲自率领亲兵来到东城，在陈耀的配合下突然闯进了肤施县衙，准备逼迫秦固在安置告示上签名用印。
他来的时候想得很好，秦固不签名无所谓，只要大印在手，秦固事后不认账都不怕，反正告示以肤施县的名义发出去，周围八个县都会得到消息，他高绍基并不要秦固这种顽固顶透的书呆子合作，他只要造成这种影响就足够了……
反正他是高允权的儿子，李彬就算再愤怒，也只能到老爹面前去告一状，而自己大不了被老爷子叫去骂上一顿，还能怎样？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秦固这个今年才不过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竟然如此精明，就在自己带兵进大堂的那一刻，这位县太爷挟起大印就回到了二堂，这些手中只有棍棒的衙役们虽然只阻拦了自己的人不过喘口气的功夫，秦固便已经在二堂内做好了准备。
二堂的公案上，县令大印裹在蓝皮包袱里，方方正正放在那里，秦固自己穿戴着官服官帽坐在公案的后面，手中握着一柄宝剑，宝剑直直横在这位相貌清秀俊雅的书生脖子上。
虽然是面临大变，这个书生的眉宇间丝毫不见惶急，反倒有一丝傲然；嘴角没有半分焦虑，反倒带着淡淡笑容……
局面一下子变得棘手起来……
强行进去抢印，秦固肯定拦不住，但是秦固真的要自杀，高绍基却也拦不住。
本来一个七品县令，死了也便死了，高绍基本不在乎。
但是与他这个“衙内都指挥使”不同，县令再小，也是朝廷命官，是在汴梁的吏部备了案的。
秦固本人固然死不足惜，但是由此闹出的风波却绝对无法收场。高绍基可以想见，盛怒之下的李彬极可能要求父亲立刻解除自己的兵权，父亲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能驳回李彬的请求的，否则李彬一纸奏章送到汴梁，弹劾自己以衙内军将擅杀朝廷县令，等同谋反，汴梁方面行文过来，父亲仍旧是要有交待的。高绍基十分熟悉李彬，那虽然是个君子，却也绝不缺乏权谋，他可以相像，不管秦固是怎么死的，只要他当场身死，李彬在弹章中是一定要写成是被自己杀死的。
到时候自己想上表辩解都没可能，自己这么个角色，还上不得汴梁那样的席面。
即使父亲到时候爱子心切，为自己上表辩冤谢罪，但是没有李彬的转达，汴京方面的宅集使是万万不会将这封辩冤的表章上呈的。到时候只能派家人快马将表章送京师，花钱行贿打点门路看看当道诸公有哪个肯为自己将表章上呈到中书……
即便是表章呈了上去，那对高家来讲恐怕也绝非好事。正在谋划削藩的朝廷中枢说不定便要任命一位大臣或者六宅寻访使来调查此事，按照这个时代的惯例，这种差事一般而言都是由朝廷亲信的实权藩镇将令担任，就延州这点兵马，钦使一来城中军事力量对比立时便要逆转，到时候自己的生死便操在别人的手中了……
高绍基想得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真的逼死了秦固，否则父亲那一关首先便过不去。自己这个衙内都指挥使的位置虽说已经很稳当了，但是也绝非是没有潜在的竞争者的，家里的弟弟们和族中的堂兄堂弟们表面上对自己恭恭敬敬，谁知道背地里安的什么心思。
想到此处，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子坚这又何苦？你我相争，却让旁人看了笑话去……”
秦固脸上的表情依然淡然无波，声音也甚是轻柔好听：“……衙内言重了，秦固何人，怎敢与侍中衙内相争？只不过世道纷乱，皆当道者罪过，黎庶何辜？秦固只是不忍见背家者再有埋骨异域之苦，魂魄不得返乡之怨，这也是为了侍中和衙内积些阴德，以免高家祖坟为困鬼所扰，有碍高氏先贤地下清宁……”
高绍基眼珠子转了转：“子坚却是一片好心，我又岂能不知？只是这不是你这个肤施县令的分内之事，你如今抱着大印手持宝剑以性命相威胁，还有半点明府堂尊的风度襟怀么，只怕传出去要为天下所笑……”
秦固笑了：“秦某不才，甘愿为天下所笑，也不愿手染无辜者鲜血，为天下良善所疾……”
高绍基的脸色冷了下来：“子坚不要执迷不悟，节度府已经发出了文告，你已不是肤施县令了，你如今不肯交印，已然形同谋反，我劝你还是识相些，不要执迷不悟为好……”
秦固神色无丝毫波动，淡淡道：“请衙内出示文告，秦固自当按规制将县印交与接任者……”
他顿了顿，补充道：“按制，节度文告上当有观察判官监察御史副署，方能生效……”
高绍基心头火起，正欲答话，忽听身后院外传来一声长笑：“甚么样的文告？高衙内可告与老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