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总处，戴笠心情舒畅，叫来了总务科长，吩咐他“今天饭堂的午、晚餐做丰盛些，按‘四.一’标准”。
这是戴笠要庆贺一下。他又不抽烟、不嗜酒、对大吃大喝没兴趣，让属下开心一下倒是一种很好的庆贺方式。
对他来说，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式，手中的权力增大了比什么都令他满足。
他开始思考京沪杭甬铁路段警察总署署长一职的人选。
戴笠将人选定在了吴乃宪身上——吴乃宪做事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现在自己全国各地的人马逐渐扩大，手中的权力逐步增大，上海区是最重要的一个环，需要一个有进取精神的负责人。京沪杭甬铁路警察署是配合特务处的工作，正适合吴乃宪去做。而上海区区长的人选，他思虑比较后，决定调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
想定后戴笠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转到了上海，他是打给吴乃宪。电话响着迟迟不见人接，戴笠有些不悦了。
戴笠要询问上海方面他几天前就布置的安保工作做得怎么样，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鲁迅安葬的日子，他估计参加的人会很多，场面会有些“不和谐”。
终于有人接电话了，是吴乃宪的秘书。戴笠不悦地问道，吴区长呢？秘书回答说，今天区上的人员全部到街上执行安保工作，吴区长亲自带队去了。戴笠这才气平了，说声“知道了”，挂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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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队队员在贺州呆了三天，决定留几人照顾住院的同仁，其余人起程返京。
王鲁翘虽说还在住院着，可他说自己能坐能走，坚持要同小分队队员一起返京。众人拗不过他，就决定留王克全和另一队员在贺州照顾那名重伤员，其余人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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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在医院身体有好转的迹象时，突然于19日凌晨五时多发病去世的。
按原先的安排，遵照鲁迅先生“丧事从简，速速办理”的遗愿，在先生去世后，由鲁迅生前好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将先生遗体移送到了万国殡仪馆，准备留一天给好友、亲朋、学生瞻仰的时间，第二天下葬。
鲁迅先生确实是一位风趣犀利的战士，在住院期间还风趣地对来看望的友人说“有许多敌人，惯会与死人‘和解’，倘若是我，我是会速速下葬的，不会给他们机会的。”
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马相伯、沈钧儒等鲁迅生前好友组成，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将鲁迅于九月份写得一份遗嘱交予了委员会，那时先生似就已有不祥的预感。
遗嘱简单明了的写了七条，一如他的文章一般。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作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这是写予许广平的，也是可以拿来与众人看的。先生一如既往的豁达、幽默、犀利。
所以先生的遗体都没有象普通人那样至少“停七”，再选黄道吉日，而是19号去世，当天送到万国殡仪国，成立治丧委员会，议定第二天就进行瞻仰、追悼、安葬。
普通人去世家里的繁仪缛节比较多一些，但若有瞻仰的仪式倒短些。考虑到鲁迅先生的声名，委员会特意将瞻仰的时间安排为半天，下半天安葬。
委员们并没有组织，并没有通知，也没有邀请，没料到自发前来瞻仰悼念的各界群众人数众多，从万国殡仪馆排到外面马路上，竟有几里路长。
见此状况，委员们协商，将瞻仰的时间再延长一天。
然后第二天仍是长达几里的队伍，甚至比昨日的队伍更长些。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神情肃穆，自觉、安静、少有地耐心，静静地站在队伍里．．．．．．
委员们也为之动容。
于是又将瞻仰的时间延长一日，并在殡仪馆门口贴出了“遵先生从速从简的遗愿，明日为最后一日瞻仰的时间，望各界人士理解、支持”。
最后一日。午时。
虽然外面还排着长长的队伍，但委员会还是按约停止了瞻仰活动。群众们都很理解，没有人吵闹，没有人故意拥挤。但排队的人都挤到了殡仪馆门前来，草地上挤满了人，甬道上挤满了人，后面马路上更是人山人海。
开始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很简单，只由宋庆龄念鲁迅先生生平和她自己写得悼词。这既是遵从先生遗愿，也是宋庆龄担心国民党政府过后会派特务进行报复，所以该出头的由她头，一些该说的“不该说的”的话由她来说。
到下午一点五十分，进行启灵安葬。
棺木由先生生前接近的一些作家抬出，有巴金、胡风、曹白、张天翼、周文、萧军、黎烈文等十二人，分为并排六组。
他们抬出了先生的灵柩。先生的灵柩上覆盖着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由沈钧儒所书。
在下台阶的时候，他们的脚步更慢了，前面的人将灵柩抬高，便它使终保持平衡，不想使先生的头朝下或朝上，不愿有一丝丝惊扰疲惫的先生之长眠．．．．．．
棺木抬到了灵车上。
灵车缓缓地启动了。车子不用按喇叭，也没有叫喊，外面的人群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路。家属、委员们、学生朋友们依次缓缓地跟着灵车，缓慢不舍的步伐如同沉痛难离的心一样。
后面没有车队，不管声名多显赫的、年长的、年青的，一律自觉地步行。
后面自发送行的群众依次跟在了后面，有的人低着头默默的抽泣，有的人则昂着头，任泪水肆意．．．．．．
跟在后面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他们举着各样自己花钱定做的横幅和标语，里面有几千人是年青的各学校的学生。横幅和标语里许多是悼念先生的话语，还有一些是抗日救国的标语，另有一些是讥讽当局的标语，比如“强烈要求言论自由”、“反对政治迫害”等。而人们自发地让这些举讥讽当局标语的年青人走在中间的位置，以免被混迹在人群中的特务拉走抓捕。
走在前面的先生的学生和朋友唱起了冼星海、麦耳作的挽歌；学生们听到了有人起头，唱起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毕业歌》；后面的群众受到了感染，唱起了《松花江上》．．．．．．
几千人唱着一首歌曲，另几千人唱着另外的歌曲，声音激越．．．．．．然而却互不干扰。
没有挥舞的拳头、没有愤怒的口号，只有跟随灵车行进的人们和歌声，然而这场面却使人更觉震撼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