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说说清王朝的海运政策了，清朝立国后海运沿习的是明朝后期的海禁政策，留有少量几个港口对外进行贸易，也仅限于官方贸易。当然这中间不象明朝有倭寇来犯，所以清朝规定虽严，但执行却时松时紧，沿海民间出海贸易偷偷进行也是不断。到乾隆年间，将留有贸易的四海关关闭了浙海关、闽海关、江海关，只留一处粤海关。这一政策也是针对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的，与日本、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这些近邻或蕃属国的海运还是进行着的。
清政府对英的官方贸易是有指导性的，虽然落后，出口的还是老三样“瓷器、茶叶、丝绸”，但这老三样却是历经千年热销不衰、很受欢迎。而从英国进口的则是铜、铁等铸币的原材料。一个是高附加值的产品、一个是原材料，这样当然就有逆差了。
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却从英国进口这些原材料，而英国本国的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却不能卖出。这英国当然就不干了。这是清政府国家指令性的贸易，太不公平了。交涉改变不了清政府的政策，就只好动武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初始派遣军人为7000人左右，到战争结束时增兵到20000人，对全国正规军只有十几万的英国来说，已经是算是派上了大部队了。
当时清王朝八旗兵、绿营兵这两大正规军的总数为八十多万人，相对于这支当时在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来说，英军派来的这7000军队只能用区区来形容。
但是世界已经变了，不再是冷兵器以人数定胜负的时代了。英国人凭仗着船坚炮利、火枪，无往而不利，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关门。
打败了割地、赔款就不用说了，港口也开放了。接着以英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商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确实老百姓太穷了，洋人带来的东西想要，得银子啊！再一个还没达到温饱程度，吃穿以外的东西还达不到那个条件。而一些工业机器设备这些“奇技淫巧”的东西清政府又是不接受的。在这里面这些无良商人就发现有一样东西最有市场，就是鸦片。咱们说人越是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麻木不仁的日子，越容易依赖这些能帮助自己短暂逃避现实的东西。鸦片无疑最具有这种效用，而且这东西有着最大的特点，便是成瘾性。
在战争之前，这些商人已经通过曲线的方式将鸦片推销到了中国来，虽是数量不是很巨大，但在中国已经有了“群众基础”。道光皇帝也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虎门销烟已禁烟土。对老百姓来说，你将这大烟说得再可怕，可你们王公大臣过得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我们就烂命一条，再可怕也大不了就是要了这烂命一条，还能从中享到“极乐”之福，所以说禁不是那么容易的。
鸦片战争是后人这样称谓，其实就是通商战争，后来鸦片占了主导地位，是因为洋商们发现了鸦片利润的巨大性，特别是中国老百姓的“刚需”性——成瘾也不想戒自然就成了“刚需”品。
要不然清政府也禁烟，独何以中国成为烟民大国？这里面有它的特殊性。
海禁如同治理河泛一样，在于疏而不在于堵。就说明朝的海禁，最大的原因在于防倭。但防住了吗？倭寇反而更加猖獗。其实反过来开放海贸，能正当做生意谋取利润，倭寇也是愿意惜命的，他们的本意也是在于开放海禁。但是你现在严厉海禁，我偷偷摸摸做生意也是要冒杀头风险，还不如做无本生意结伙明抢更好、结帮更安全。
所以说鸦片战争若能变成海禁开放倒不是坏事，能将西方的先进工业引进过来是好事。但若成演变成了鸦片倾销，便是坏事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纯属是列强看到了中国国弱好欺，想得到更多的利益。英法出面，美俄支持。他们也得到了，得巨款赔银，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试想英国的面积也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这次里面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国。
英法联军从最初的7000人到最后增兵到25000人左右，竟能一路打到首都北京城，火烧圆明园，上至先秦青铜礼器，后至唐、宋历代玉器、古玩、书画掠夺无数。
一条体弱的大鲸鱼被咬得鲜血淋沥飘浮在海面，自然会引来更多的鲨鱼来争夺。
这也有了后来的八国联军入北京。各个国家又得巨利。八国之联合军队，才不过五万余人，有的国家出兵才几百人。实在是太划来了。正如慈禧那老娘们所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到清末，由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做为主流，认为鸦片贸易是对弘扬主的事业是一种玷污。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上，宣布成立了“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他们将中国老百姓深受鸦片之毒的种种状况做成资料，在欧洲各国进行宣传，引起了一些西方有些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的支持。
西方列强在中国得到的利益已经够多了，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各国纷纷减停了对中国的鸦片出口，中英达成了《中英禁烟协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列强原先的英、法美、日、德、俄、日、奥“八国联军”邀请中国参加万国禁烟大会，帮助中国禁绝烟片。
在这与各国达成协议，逐步减少至禁绝向中国出口烟片的外交活动中，里面为中国方面忙前忙后，立了汗马功劳的日后倒为世人所诟病的袁世凯。
到民国初年，西方列强终于放弃了鸦片这块“肥肉”，不再向中国出口。
但此时的中国已不是西方列强叫禁烟就能禁的，以地方军阀为主，各地已出现了强行叫农民大规模种大烟的风气。这大烟好啊，比粮食价高、税又高，甚至可以同大洋一样做“硬通货”买东西。可以说这些军阀维持军队的开支大部分都来自烟土税的收入。有些军阀干脆直接就给当兵的发烟土代替军饷。有的士兵发了烟土就学会了抽大烟；有的士兵本来发了饷就是要拿来买大烟的。所以有些军阀的士兵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大烟枪。人称“大烟军”。
蒋介石现在要禁烟，并不是好禁的。说实话，国民政府的税收当中，这烟土的收入也占了相当可观的部分。
有农民编了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烟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
国民政府颁发的禁烟条例很严格。报纸上配合的也有“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地方上、各机关的宣传标语就五花八门，有的就很雷人了。比如说“吸食烟毒的人，赶快自行戒绝，免除死刑！”“吸食烟毒的人，给政府捉住，一律枪毙！”“一人吸毒，全家死光。”等等。
一人吸毒，全家死光。意思是你一人吸毒，变卖家产买大烟，害得全家要饿死。但你这样写确实叫人难理解，不如改成“一人吸毒，全家遭殃”好些。
这时中国的吸大烟人数为8000多万人，不论是种植量还是吸食人数都是在世界上排第一。要禁谈何容易。种植面积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还可以铲除种粮，但在地方军阀统治的边远省份却是做不到的；吸食人员，有钱人家都是在自己家里吸食，不好查除。底层的挑夫、抬滑杆的、“棒棒”．．．．．．这些人干完活儿，第一件事就是先吸一锅大烟，然后才喝水。法不责众，都拉去枪毙？也不现实。
后来有“高人”给蒋出了一条计策——重罚。你商人贩卖大烟、开烟馆不都是为了利润吗？就罚得你无利可图，你自然就另改他行了；你抽烟的人罚得你倾家荡产，没有钱买烟土，你自然就要戒了。
这里面还另有暗意。你商人、烟民改了就好，不改我罚没款充实国库，也好。
蒋介石深以为然。
这办法确实使一些商人不去贩烟土了、一些烟馆也关门了。“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都是有关系有后台的，这利润倒胜从前了。当然“罚款”还要交，不过成了变相的一种征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