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事乔仲登点点头，从舒服的餐桌旁站了起来，端了一杯专门为他准备的汾酒。
他一边整理着思路，一边开始说起来。
“中国吗，应该说比欧洲更复杂。中国当然也有市民，而且数量很庞大。我们每十年统计一次数据，大周十年，也就是去年刚好进行过一次统计。我们的市民数量我想各位肯定会非常吃惊，居住在县城、府城等大城市的人口呢，是五千万。”
这个数字确实很吓人，因为比欧洲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多。
乔仲登继续道：“如果算上居住在小镇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呢，是一亿人口还多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有西方领事不解道：“如此中国的市民人口，你们是如何防止他们革命的呢？”
乔仲登摇头笑笑：“没有专门防止，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革命是个日本翻译的外来词，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语境中翻译为起义。）
西方领事道：“争权力，争自由！”
乔仲登摇头：“没人关心这个，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俾斯麦渐渐的走进中国领事身旁，跟他碰了一下杯子。
问道：“那你们的自由阶层，我指的是那些不受贵族控制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可以自己选择职业的阶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嗯，对这些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呢？”
乔仲登问道：“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人一定要向谁去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呢？”
俾斯麦很纳闷：“如果不向权贵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己的利益该如何保障？”
乔仲登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因为欧洲的市民阶层，感受到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所以他们要向掌握权力的君主或者政府，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
俾斯麦道：“没错，这就革命的意义啊。他们要求成立宪法，要求可以选举代表进入议会，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乔仲登道：“在中国应该没这个必要。官府不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吗，不只是市民，还有农民。”
俾斯麦道：“话是这么说。但政府永远无法保护民众的利益，而且民众根本不信任政府，他们才需要一个替他们监督政府的机构，来保护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要求选举权，要求能够选举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进入议会监督政府。而且要建立宪法，确保议会的权力。对了，你们的议会呢，我好像没听说过中国有议会？”
乔仲登点头道：“是的，我们没有设立过议会这样的机构。不过我还是觉得，官府就是保护民众的机构，议会完全是多此一举。”
俾斯麦道：“谁来监督政府？”
乔仲登想了想：“应该是皇帝！”
俾斯麦皱眉道：“皇帝难道不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政府是向皇帝负责的，议会才是向民众负责的吗？而且谁来监督皇帝？”
乔仲登摇摇头：“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应该关心民间疾苦的。皇帝至少会怕老百姓起义，其实官府也怕。也不是怕的问题，官员和皇帝就应该是关心民众的。为民做主！”
乔仲登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欧洲人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就好像他始终也不能理解议会的意义一样。
俾斯麦道：“如果皇帝不称职，政府也不作为呢？”
乔仲登道：“那就会爆发起义！”
俾斯麦点点头：“也就是说，你们也会爆发革命，只是我很少听过。不过按你的说法，其实情况也一样，都是在君主和政府不能保证民众利益的情况下，你们的民众也会革命。可是你们偏偏长期保持了稳定，法国大革命以及这次革命，你们都没有受到影响。你们的君主和政府是如何长期保持跟民众利益一致的呢？谁来确保这种机制，或者说谁来监督？”
乔仲登想了想道：“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您似乎一开始就将皇帝和官府摆在了百姓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的君主迫害百姓，被称之为无道。在古时候，这种无道，即便百姓没有起义，也会有诸侯讨伐。但后来吗，君王无道，往往就会亡国。昏君确实也有，但如果君王昏聩，臣子应该劝谏。臣子如果作奸，又是君王惩处。”
俾斯麦点头：“您的是意思是，中国的君主和臣子是在互相监督？”
乔仲登道：“臣子无权监督君王，只是劝谏。”
“君主如果不接受呢？”
“死谏！”
俾斯麦沉默了片刻：“我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君主违反或者伤害民众的利益，政府的官员只能通过被动的劝谏，而且必要的时候用自杀来威胁君王改正立场？”
乔仲登道：“差不多是这个状态，不过极其罕见。很少有昏君昏聩到不听劝谏，导致臣子死谏依然不听的程度。如果有这种昏君出现，往往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俾斯麦道：“那你们的改朝换代会有多久？”
乔仲登道：“时间不一定。长久的朝代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也就到头了。短命的几十年，甚至更短。不过宋明至今，大都能绵长两百年。”
俾斯麦忍不住摇摇头：“两百年一次革命！”
乔仲登颇有些骄傲。
俾斯麦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你们的市民阶层，他们无法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你们的政府如果要征税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如何确定一个新的税种的合法性，而且让民众接受呢？”
乔仲登道：“老百姓缴纳赋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俾斯麦道：“没错，这是一项义务。可如何让他们同意征税，以及确保加税不会引起不满和暴动呢？”
乔仲登道：“加税的话，是由户部拟定，皇帝同意的。对了，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们的皇帝是万民表率，相当于所有人的代表。至于说税收让老百姓无法承受，这依然是暴君的行为，明君总是喜欢轻徭薄赋，也就是降低税率。征收更少的税。”
俾斯麦道：“也就是说，皇帝的性质在中国是代表所有人的，他可以代表整个议会。然后皇帝总喜欢降低税收。那如果爆发战争，或者皇帝热衷于消费，不断加税的情况呢？”
乔仲登道：“那也是昏君的行为，要亡国的，臣子必须劝谏。明君会听，昏君不会听。尤其是征税用于享乐，哪怕再少的税，文臣也要集体反对。君王耽于享乐是十分危险的。”
俾斯麦皱眉：“难道你们的君王不喜欢音乐？酒会？不喜欢巍峨的宫殿吗？”
乔仲登道：“你说的情况也有。但都是昏君的行为。明朝皇帝就只有一座宫殿，我不认为一座宫殿就能耗干民力。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开销也确实很大，尤其是我国的明朝。所以明朝就亡于百姓的起义。清朝吗，虽然他们是异族统治，他们的皇帝倒是大多清廉。只有一个乾隆比较崇尚浮华。对了，清朝你们应该知道，他们现在在波斯建国，现在的皇帝身上还穿着补丁衣服呢！”
俾斯麦苦笑道：“你们是通过要求皇帝保持清教徒生活的道德来控制财政的。同时你们的国力很强，可以支撑君主修建庞大宫殿的需求，而且君主只能拥有一座宫殿。君主是通过官员的约束，同时君主又反过来监督官员。政治跟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对吗？”
乔仲登也苦笑：“怎么能没有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治当然跟老百姓有关系了，除了皇帝，官员不就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吗？”
俾斯麦问道：“选举官员吗？不，我想起来了，你们的官员都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这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官员不是皇帝任命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考试得到官职，有政治渴望的民间政治领袖，可以去参加政府选拔官员的考试来获得权力，前提是他们足够优秀！对了，这叫什么来着，没错，是科举！”
旁边有人提醒道。
俾斯麦似乎抓住了中国社会平衡的本质，他想到了那些革命者中的领导人物，但他不认为那些领导人物能成为合格的官员，这些人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培训，甚至道德水平也不被俾斯麦这样的贵族认可。
突然俾斯麦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野心的民间团体领袖，他们又无法通过考试得到权力呢？
“对了，你们的市民阶层中，有什么政治团体吗？类似要求民族独立的民族党，或者要求选举权的自由党之类的团体？”
乔仲登想了想：“商人有商会，工匠有行会，工人吗，有帮会。”
俾斯麦皱眉道：“是政治团体。追求政治目的的组织，会向政府施压，组织行游和摆工那样的组织。”
乔仲登想了想：“确实没有。我们没有议会，所以也就没有英国那种党派。君子朋而不党，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不应该拉帮结派，为了自己的私利玩弄阴谋诡计和手段。官员如果结党营私，那是犯忌讳的。”
俾斯麦疑惑道：“中国的道德不支持以不同利益，和不同观念组成的党派。这我无法理解，难道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共同的理想，而跟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面旗帜下，为了捍卫他们的理想而凝聚成一个团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