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中国的体量，犹如一颗恒星，想不获得周围的关注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天生就自带光环，从古至今都站在聚光灯下。
所以关心中国政治格局变化的国家多的是，西方国家通过他们的商馆密切关注，但也仅限于关注，局限在利益层面，只要这种变动对他们的实际利益不造成影响，他们并不太在意谁在中国执政。
可对中国周边国家来说，那影响就太大了，相比跟西方只有经济利益关系，中国的任何变动，对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都是周围国家关注的焦点。
所以当周琅攻取江南后，日本、越南、朝鲜和琉球这些传统的华夏文明圈国家，已经开始考虑中国改朝换代的问题。周琅攻取福建之后，日本就表达了善意。琉球断绝了跟满清的朝贡贸易，绝不仅仅是因为海路变得不畅。越南的西山王朝和阮氏王朝都跟周琅建立了贸易联系，但也仅限于此，没有政治层面的互动。
当周琅攻取北京的消息传开，这些国家马上就决定要派出使臣来朝贺，确定新的中原王朝跟他们的关系。
其中最积极的是越南的阮朝，他们在跟西山朝的内战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出意外很快就会一统越南，按照传统，他们想取得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
朝鲜同样如此，李氏家族想要继续合法统治朝鲜，就必须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和册封，册封的地位都不太高，比如在明清两朝朝鲜国王只是一个郡王的爵位，清朝那些铁帽子如果去了朝鲜，朝鲜国王都得下拜。
日本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由于地利原因，他们跟中原王朝始终若即若离，文化上主动亲近，政治上一直防范。他们的法理上并不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至少在幕府时代，他们已经不需要从中原王朝取得合法地位了。
因此当周琅攻取北京的消息传播开后，朝鲜、琉球、越南纷纷打算派遣使臣来朝贺，日本则保持了沉默，仅仅盯着这个新王朝的一举一动，不过对去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比以前宽大了一些，一些没有信牌贸然闯入的商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驱逐或者扣押，而是开始允许他们出售部分货物。
但俄国人的到来，比这些国家都快，不仅仅是因为俄国跟中国同样是邻国，最重要的是俄国一直在北京有据点，他们自认为这是常驻外交人员，清朝并不承认这一点，清朝也没有常驻外交人员的西方式观念。不过这也不一定是纯粹西方的制度，战国时期的中国，列国同样会派遣常驻使者去其他国家，在各国都有本国的驿馆。
俄国人尼古拉请求面见周琅，周琅恰好就在北京，理所当然就接见了。
尼古拉并没有表示对周琅政权的承认，他只是希望维持他们跟清朝的旧有贸易关系，不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影响到商业往来，这一点周琅给了他们保证，继续允许贸易存在，包括未来大周一统中国，也不会断绝贸易。
至于承认周琅政权的合法地位，俄国人没提，周琅也不在乎，承认合法地位，常常被西方人作为政治武器来用，可中国传统的合法性，至少在中国并不是如此，最早的合法地位，是通过周天子的册封；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从此统治的合法性开始授命于天，所以祭天祭祖的登基仪式文人们才那么看重。中原王朝通过祭祀天地取得合法性，而周边小国，则以中国的金册册封作为合法性来源。这就是传统的宗藩体系，是东方的外交文化。
俄国人不承认周琅，周琅还没承认俄国呢。在这个外交标准都是以我为主的时代，周琅并不需要西方的承认。他会向西方派遣使臣，从而加强中西之间的联系，但也不存在完全接受西方外交的因素。而是还原战国的传统，在程序上也不可能完全跟西方一样。
深秋落叶后，周琅就南下了，不是为了窝冬，否则他不会去南京，而是直接去广州了。
攻破北京之后，天下大势就完全向大周政权倾斜，他不需要在亲征了。留几员大将，分路出击，足以取天下。
回到南京，是为了开展政治革新，同时接见各国使臣也要在这里进行。
王辅茞等文臣认为这个程序十分重要，就好像越南等小国，需要通过得到册封来获取合法性一样，相对的，得到小国的朝贡，其实也是中原王朝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人有被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到了国家层面其实也一样，你祭个天，就真的感觉自己合法了？大多数王朝还希望得到邻居的认可。
最先到的是朝鲜使者，他们先去了北京，得知皇帝已经南下，又辗转来到了南京。
周琅高坐金銮殿，完全按照传统的程序，跟朝鲜使臣会面，对方三跪九叩一个程序都没少，周围文臣排成两列，神情肃穆，仿佛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朝鲜使臣接着宣读贺表，用的是标准的北京官话。贺表的内容，除了肉麻的称颂周琅驱逐胡虏之外，就是表达朝鲜对大周的恭顺，通过“臣玜（朝鲜国王李玜）拜首”等字眼来表达。
洋洋洒洒几千言的贺表，称颂的肉麻话就占了八成，有称赞周琅赫赫武功的，有嘲讽满清胡虏命运的，有表达朝鲜忠诚的，挤干水分，希望得到册封，两国和睦相处的内容，就只有几百字。
此时的朝鲜刚刚经历过他们历史上的一个盛世，当然朝鲜所谓的盛世，绝不是什么武备强大之类的，他们的武备在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彻底腐朽了。盛世指的是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较好，仅此而已。
造成的原因是，之前的两任朝鲜国王，英祖和正祖在任时间都比较长，传统王朝时代，国王的执政时间长短对政治稳定影响很大，朝鲜英祖从1724年到1776年做了五十多年国王，正祖又从1776年做到了1800年，长达二十多年，俩人都是中年继位，连续执政长达七十多年，如此长时间的稳定，自然会带来社会相对安定，文化空前繁荣，士农工商全面发展的一个稳定时期。
所以这个历史在朝鲜历史中很重要，朝鲜人将其称作“英正时代”，甚至有朝鲜的文艺复兴时期之说。
这个时代，朝鲜人的心态开始膨胀，本就不太认同满清的朝鲜文人，开始将中国这一时期发生的地震、彗星、水旱虫灾等现象加以夸大，看成是“胡儿无百年之运”的征兆。他们期待着满清像元朝那样做不到百年而亡。
还有一个不自量力的想法，朝鲜王朝的一部分士大夫强调华夷之辨，以中华正统自居，如果满清百年而亡，那么朝鲜是不是可以取而代之？
朝鲜人开始为此做准备，在乾隆五十二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挟带杂文书及我国书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系书籍，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诞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防。无论译官及三使臣所属，如有潜贸之事，即其地摘发，烧火状闻。犯者置之重辟”，开始禁止中国出版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等书籍。这是朝鲜人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国的心态表现。
可惜这个“英正时代”几乎跟乾隆时代一起开始，也一起结束。乾隆死了没几年，朝鲜正祖也死了，继位者还不如嘉庆，是一个1790年，今年才十一岁的孩子。历史上，朝鲜从此开始进入了动荡的政治时代，继位者总是幼儿，权力被权臣掌控。
就在英祖晚期，西方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因为朝鲜禁止洋人进入。天主教就以中国为跳板，通过派遣跟朝鲜人长相一致的华人进入朝鲜传教的办法，去传播天主教的思想。来到中国的朝鲜人，也有通过在中国受洗的方式入教。比如朝鲜使者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彼得）。
大量中国传教士进入朝鲜，导致朝鲜政权的警觉。1791年，中国传教士周文谟潜入朝鲜开始传教，入教信徒有两班显贵，也有卑贱的士卒。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不断逮捕处决教徒。
为了搜捕中国传教士，对朝鲜信徒进行逮捕、拷打。为了保护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向朝鲜政府自首，于1801年4月19日在汉城被杀。
史称“辛酉邪狱”。
这些情况周琅刚刚了解到，如果他想找麻烦，可以以杀害中国国民的理由，兴兵问罪。
事实上，西方宗教的传入，确实给传统东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本、中国、朝鲜都先后有类似的政治打压行动，康熙在中国全面禁止耶稣会传教；日本战国时代结束之后，看到本国天主教势力竟然派船去欧洲寻求援助，结束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开始禁教，之后天主教在日本发动了叛乱，被幕府血腥镇压之后，不但全面禁止天主教，还断绝了跟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交流，西方国家中只有不传教的荷兰允许继续跟日本贸易；越南的天主教传播也很厉害，阮氏王朝能够击败西山王朝，就是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成功的。
之所以中国、朝鲜、日本都禁止天主教传播，主要是担心百姓跟外部势力勾结，朝鲜给教徒扣的帽子是，“无君灭伦”、“招寇卖国”，日本也差不多。
越南因为战乱，跟之前日本天主教在战国时代能发展出几十万上百万人一样，也传播的很广泛，而且政府无力阻止。后来阮氏一统越南之后，也开始效仿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禁止天主教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