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起，冰雪彻底解冻，蛰伏土中的孑虫早已苏醒活动，鱼儿从深水处向上游，浮出水面吐着气泡。毛皮光滑的水獭将捕到的鱼陈放在岸边，双爪捧合，就像人在祭祀一般。鸿雁从南方飞来，飞越西鲁，部分就留在了大野泽，还有一些则继续朝北飞翔：它们的出生地在遥远的燕、肃慎、朝鲜，还有更北面的不夜之地，传说那儿有散发红色光芒的触龙神在半空中遨游不散，后世称之为“极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鲁各邑也在祭祀属于农业民族的神明，与播种春耕息息相关的木神句芒。说起来赵无恤也觉得滑稽，这位“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的神明理论上还是自己的同族，同为少昊之后，这是东夷文化的遗留，太行以西的晋国就不祭祀此神。
作为被赵无恤寄予厚望的“三老”，年轻的公西赤则蹲在天象台上，一丝不苟地用新学来的周髀数字计算着时间。他会遵守夫子传授的《六典》，奉行《八法》，来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太阳所在的位置，月亮所经的地方，都要计算得丝毫不差，不得背离法度，还得遵循旧章不变。
“孟春正月，太阳运行的位置在营室；黄昏时，参星位于南天正中；拂晓时，尾星位于南天正中！”
哪怕有夫子和司寇不和的传闻在烦恼着内心，可公西赤却从未算错过，在立春前三天，他便向赵无恤报告察：“某日立春，木德当令。”
而赵无恤也做好了迎春祭祀的准备，祈求五谷丰登。立春的那天祭毕回城，他还在邑寺中赏赐属吏，兵卒。并命令发布德教，宣布禁令，实行褒奖，施与恩惠，下及所有百姓，廪丘，郓城，甄，还有新成为无恤领地的郿邑无不获益。
甚至连赵氏占领区的濮南也不例外，赵无恤在立春日宣布：“濮南之地，一律与西鲁一视同仁，仅取十税一！今年若无战事，则劳役由齐人俘虏代做。”
这顿时引发了濮南卫人的欢呼，一些本地氏族的对抗情绪也减缓了不少，毕竟是战胜了齐军主力的赵氏，他们可不敢公然反抗，既然卫国重新夺回此地遥遥无期，那他们也只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几乎每家都派了族人参加祭祀句芒神的典礼。
立春后的第一个亥日，赵无恤又带着这些人一同祭祀了农神后稷，并率领邑宰、司马、三老、士师亲自耕种藉田。
“虽然井田制已经废弃，从周宣王起，周王也渐渐不再亲自籍田了，可司寇却得做，鲁人重农，这正是司寇彰显重视本业的机会。”
“这是自然。”
宗周之人以农为本，工商为末，虽然如今成周风气已经开始渐变，但只要构成人口大部分的是农民，无论谁来统治，都必须拿出一个重视农业的态度来。
张孟谈今日要陪同赵无恤籍田，随后又得跑回郓城去理政，还得兼顾大野泽和濮南。他已经年近二十，在战后刚刚被死心塌地侍奉赵无恤的甄氏塞了一个女儿做妾，却没多少时间享齐人之福，赵无恤戏称为“司寇动动嘴，邑宰跑断腿”，随着无恤地盘的扩张，他却是累瘦了不少。
公事家事两不误的赵无恤穿上庄重的礼服，笑道：“以后孟谈就安心在郓城统筹罢，我若是有事要与你商量也近些，四处巡视的事情，就交给子我去做。”
这里说的子我是阚止，他刚刚被任命为监察吏一职，带着几名板着脸的黑衣使者四处挑错去了。
张孟谈应诺，近来阚止颇受重用，随着赵无恤与孔子不睦的传闻，其受亲信程度似乎更胜于尚在陶丘的子贡，但张孟谈的首席谋主地位却依旧不可动摇。
……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籍田并不难，做法是把铜犁推入土里，按照礼制，天子推三下，公推五下，卿和诸侯推九下，爵为上大夫的赵无恤则要推十二下才行。毕竟前世在农村时也下田干过活，所以他做的十分认真，不是随意的摸一下，而是像一个技艺娴熟的老农般推犁而走，张孟谈在前耦耕，计侨在侧撒着种子。
不知不觉，当周围的赞叹声传来后，无恤一回头，发现新鲜的泥土已经翻开了好几十步。
“对于整个西鲁的百万田亩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春耕便以我而始罢！”
籍田之后，还要召集邻近乡邑的民众宴饮，称为“劳酒”，因为不同于肉食者这装模作样的姿态，民众们可是真的要拼尽全力去耕地播种的。
“我尤记得当年在成乡，司寇示范代田法的情形，当时吾等真是无知。”计侨才走了几步便出了些汗，酒酣后笑着说了这番话。
计侨年过四旬便开始早生华发，和天才般的数学能力不同，他的治邑之才的确很有限，随着手下可用之人渐渐变多，赵无恤已经让他退居幕后，做调度府库，量入为出的老本行了。
此言一出，鲁人们有些茫然，而无论文武，成抟、穆夏等成乡老人却有些自得。他们索性和周围人说起了三年前的往事，鲁人属吏们听后，称赞之余也面面相觑。
赵无恤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尽管成分不同，政治倾向各异，但赵无恤手下属吏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晋人和鲁人两类，虽然还没到泾渭分明的程度，但两边人抱团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无恤则继续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毕竟他们各有所长，成乡老人们忠心耿耿，受赵无恤思想渗透较深，他们的影响却主要集中的军中。而鲁人以十余孔门弟子和阚止为首，有的人极具才干，有的就是西鲁本地人，熟识乡党，这对从事基层工作天生有利。
所以赵无恤将两边的人择才而用之，还有意促进他们良性竞争，但若发展成党同伐异，影响了施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施展铁腕！
这也是赵鞅为政的风格和做派，所以赵氏的臣下再有才，也得唯主上意愿是从。当赵鞅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以无恤为世子的倾向时，家臣们几乎是一致附从的。
计侨心机不强，没注意到这种情况，他继续汇报道：“从成乡来的几名桑氏力田用了去岁一整年的时间，证明代田法在西鲁是可以适用的，所以今年，大多数地方便可以开始一粟一麦的种植了。去岁曾坚壁清野，又有大军长驻，所以粮食消耗殆尽，但因为司寇以瓷器、纸从陶丘换取粮食的缘故，所以种子还够，只是……”
无恤道：“计先生有难处尽管说。”
计侨抱怨道：“只是牛的数量和农具可能会不够，去岁鏖战半年，牛马死亡数百，府库里所藏的铜锡也统统铸箭矢和戈矛了，总不能让民众举着木石耒耜来代田吧！”
战争，不仅是战略战术的对比，也是财力和资源的较量。正所谓
“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一旦超过了一般的作战期限三个月，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作为战胜的一方，赵无恤都面临着国用不足的情况。那带着两万大军暴师于外三四个月，还丢了四个邑的卫国，以及丧师于雪原，疫病肆虐于内的齐国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虽然和约尚未签订，在孟春来临时，各方却不约而同地休战了。毕竟在传统的观念里，在这个月里不可以举兵，举兵必定遭到天灾，所以要“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因为春秋列国的社会体制和国家机器无法承担起数年久战，必须像季节替换一样进行间歇性征伐。只有在内完成了家主专制和经济改革的新兴卿族，方能一试！
赵无恤的势力虽然进行了许多改进，但距离这一点还远着呢！
他思索了一会便有了主意：“牛马可以由各地邑寺租借一批，不够的只能以耦耕替代，并且要通报西鲁各邑严令，从本司寇始，大夫无故不得杀牛祭祀！”
此言一出，倒是让主持籍田的公西赤，还有周围众人一惊。
鲁国的农业发展层次不齐，一些地方已经有较先进的农耕了，可部分偏僻的野泽、丘陵处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各地还有旧时代遗留的习俗，那就是每逢节庆祭祀必杀牛。
在牛耕尚未出现的殷周，牛纯粹是养了来拉车，或者宰杀后食用、祭祀的。所以牛才会位列三牲之首，在重大的祭祀仪式上一般都要选用牛，三牲皆备称之为“太牢”，这样才显得庄重肃穆。
正所谓”凡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牺牛”是指色纯的全牛，“肥牛”即指长得肥壮的牛，“索牛”意思是经过简单挑选过的牛。祭祀所用的牛，在颜色、体态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不是随便拉来一头牛就可以作献祭用的。
本来为了体现等级的不同，只有大夫才能够宰牛祭祀，可春秋礼乐崩坏之下，商贾、士人、富庶的国人杀牛食肉祭祀者也不在少数，尤其城郭之民因为不事农稼，更是无所谓。就赵无恤所见，每年因此而死的牛，不比一场大战下来死掉的少。
现在和殷周之世可不同了，牛耕之法正在中原传播开来，所以无恤才说宰牛是旧时代的遗留习惯，牛死牛活，不再是天神和馋嘴能不能飨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家，乃至于一里一邑今年是饥是饱的存亡！
现在牛耕方兴未艾，所以还未引起重视，可等到它传遍大江南北后的魏晋隋唐，由国家出面的禁令就开始出现了。
若是能掐断损耗，再由邑寺出面管理，每年就能多出不少耕牛了，后世的宋朝虽然马政烂到家，可禁止杀耕牛这条严格的律令倒是做得不错。
所以无恤也在琢磨：“有些事情你越是禁止，就越有人想去尝尝禁果，别说无毒的牛肉，有毒的鸦片也趋之若鹜。啧，要不要让子豹造个谣言，说吃牛肉容易得温病致死，或者我编个故事，就说非诸侯卿士，用牛来祭祀会惹怒伯益和后稷？”
至于农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