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岳现在已没有顾虑，朗声对刘晏坦白：
“小子要改革两税法，自此在江淮东南，废除完全纳钱的税法，百姓以布帛、米等实物抵充税额，并消除布帛虚估和实估价钱的差距，这样小子认为既可缓解钱荒和私铸的局面，也可让江淮八道的百姓的财力得到涵养。”
刘晏点点头，而后问到：“为何逸崧认为，不让百姓纳钱，反倒是好事呢？”
“晏师，小子先后在西北、兴元及淮南为官，自认已对这天下的形势尚算了解。士农工商，最苦的莫过于农人，农人自春到冬，养蚕、缫丝、播种、稼穑、畜牧、种树，是春耕夏作，秋收冬藏，可曾有过半日的闲暇？然这天下，九成都是农人，他们是朝廷国家所倚仗的根本，赋自田出，役自人出，自古皆然。然而农人种出了谷物，养出了牲口，织出了棉布绢布，却唯独不能造出钱来，现在朝廷却强逼他们用钱来完税，故而他们只能将全年辛苦所得，先贱卖给商贾，折算为钱，再去交纳，朝廷税他们一斗米，他们实际要付出五斗米的所得，税他们一匹布，他们实际要付出五匹布的所得。忙碌竟年，完税后萧然无存一物，只能到坊市中换点盐、酱，回家后一半麦饭、米饭，一半再掺些糠麸，兑些盐酱，便是百姓一辈子，所能享用到的最大美味。有的农人，穷其一生，甚至都没法拥有一枚钱，更无论吃到羊肉猪肉或者鱼鲙这样的味道。”高岳说到这里，态度明显有些严肃地对高岳说：“逸崧，你比那时候进士及第前，思考得更加周全而深刻了。”接着他长叹一声，说“我以前开漕运、改常平法，且立榷盐法，如今看来，不过是救时而已，远远不能称上是救世啊！这天下的财力，皆是百姓所成就的，我行榷盐法，虽表面没有增加赋税，然则依旧通过茶、盐、酒这些百姓原本不可一日无的东西，夺去他们的口味之甘，用来满足官府的聚敛，百姓生存之苦，我刘晏确实难辞其咎。”
这话说得高岳也是羞愧汗流。
其实他先前为了掌权，也搞出许多变相的刻剥聚敛的招数来。
但理想永远是理想，现实永远是现实。
在这个时代里，任何封建王朝对国家的经营，往往没法通过“开源”也就是增产方式来取得财富，没别的原因，农业社会里技术所限，天下的田就这么多，也许能通过前期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来让百姓的户口孳生，来开辟更多的荒地，以征得更多的赋税、力役和兵员，实现所谓的盛世，但这一切总归会随着王朝版图的极限，而遇到瓶颈，最后田地数量的停滞，无法承受户口无限蕃息，财富的饼越摊越薄，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却愈发不知收敛，为了榨取更多的财富供自己花销，就要不断扩充征税的队伍即官僚集团，还要不断扩充护税的队伍即军队集团，然则维持这两个集团也是要花血本的，本钱还是得负担在百姓的头上。
冗官、冗兵的症结便在于此。
最终，征税、护税的成本沉重到了超越整个天下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便是必然的崩溃，崩溃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吞噬着社会所有健康和不健康的细胞，消灭其中的大部分，保留幸存的小部分，重新组织起来国家，也重新开始新一轮做饼、摊饼、切饼的过程，周而复始。
说白了，封建王朝的财富，就是个从零到十，然后自爆再归零的循环过程。
想到这里，高岳不由得想起了王安石来。
王安石的变法，是所谓的“国营资本主义”吗？
不，别搞笑了。
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还晓得在残酷压榨的同时，发展生产、革新技术，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也就是懂得“把饼做大”；而封建主义，只是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和搜括，郡县制、包税人制，也仅仅是盘剥的花样不同，切饼的刀法不一样罢了。（至于说什么大宋的经济发达，更是搞笑了，无外乎是盘剥比中晚唐更深刻惨毒，加上抽集了全国的财力，使得税数的账面数字漂亮点而已。中晚唐有相当部分的税金，被方镇消耗了不假，然而大宋为了多得到这部分税金，也大大增加了征税的成本，即被冗官冗兵消耗掉了。中晚唐的方镇好歹还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国防任务，大宋花了财政绝大部分，却把军队彻底养废，这效费比还不如藩镇割据的中晚唐呢）
王安石的“国营”，其实就是全力把剥削劳动者得来的膏血，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里而已，他终极目标便是把皇帝变为整个天下最大的地主，最强的剥削者。
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源：皇帝剥削得多，士大夫们剥削得变少，所以变法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
皇帝剥削还是士大夫剥削，对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痛苦，所以变法也不可能得到百姓的支持。
他不失败谁失败？
仅仅拿“用人不善”，是搪塞不过去的。
而我高岳，此后要全力把饼给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