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方面，战云密布的时候，司命则又回到故国，在四川成都和重庆市两个地方来回跑动，整个人都被拉入沉淀到历史的漩涡中。
重庆的自然环境和成都恰恰相反。重庆两江交汇，崇山峻岭，没什么农业基础，自然条件几乎不适合人类生存，形成了特殊的码头文化，靠力气吃饭是主要的价值观。体现在今天重庆人的特点上，则是吃苦耐劳，敢闯敢拼，同时脾气火爆，直来直去，根本就是个北方城市（体验下重庆的出租车）。
这种事业心是司命眼里和成都最大的区别。在重庆你随处可见卖力气吃饭的各类工种（最典型的是棒棒军），夫妻店、小生意也是很多重庆人的选择。
用民营企业发展来举例两个城市这种拼搏精神甚至价值观上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重庆走向全国的民营企业司命们能数出很多，比如做摩托的隆鑫、宗申、嘉陵，火锅里的刘一手、小天鹅，几乎所有坐火车的人都吃过的涪陵榨菜，还有本行的龙湖地产、金科地产等等；
反观成都，能拿的出手的大私企就非常少了，像新希望虽然总部在成都，但严格说也并不属于本城市内发展起来的，只能算四川企业而非成都企业。（更别提海底捞了，这是从简阳发展起来的，好像目前为止在成都还没开过店——经评论中指点，已经开了）
所以，作为一个选择了hard模式，在恶劣环境里顽强倔强生长起来的城市，重庆要更加江湖、更加草莽；而成都则更具出身名门的贵族气质，有数千年血脉积淀下来的优雅和安逸。
当然，差别还并不止于此。站在大成都和大重庆的视角，同样因为自然条件更优越，成都在历史积淀上也更加深厚和丰富，自然风光也更加秀美温和，这在旅游中就能体现的很明显，杜甫草堂、文殊院、武侯祠、青城山……
可逛的自然、人文景点更加多更加有味道；而重庆去游玩儿的话人文的基本都是渣滓洞这种陪都时期的血腥历史或者悬棺这种作风硬朗的生活印记，自然风光则是三峡这类险字当道的犀利风光。两个城市仍然也是面目迥然。
另外，撇开仅和重庆一城的对比，成都安逸富足的生活还带来更加开放的观念，在司命看来是在全国都最发达的，也是当今中国最稀缺的民族品格之一。
在司命接触到的人以及和朋友聊天的众多案例里，成都人是两代人沟通最容易的一个城市，父母的开放心态超越各个地方。而成都对于各种生活方式的接受度也都非常高。
比如有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成都的gay特别多”。但在司命看来，这其实是因为成都开放的城市胸怀，让更多的同性恋都能够生活在阳光下而已，天生的性取向比例分布和地域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最后做个比喻的话，成都是个从不操心学习成绩、不操心工作业绩的富二代，开朗随性，每天花天酒地却也受着艺术熏陶懂得吟诗作画；重庆则是寒门出身的学霸、工作狂，坚韧强悍，经常通宵达旦悬梁刺股的读书做题干事业。如果谁还说这算是同一种人，那可真是太冤枉人家了。
成都，别称“蓉城”、“锦官城”，简称“蓉”，地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为中国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城市。总面积12121平方千米，总人口1417.8万人。
成都是中国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是中国西南地区物流、商贸、金融、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及交通、通信枢纽，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都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就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开发最早、持续繁荣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历朝历代都跻身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行列。
如今，成都所在的成渝经济区是中国西部经济最领先的区域。
成都的美食以及饮食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十分知名。2010年2月，成都获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并被授予“美食之都”称号。
相比之下，重庆则起步相对较晚，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和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我国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我国内陆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创新中心、商贸会展中心和科教文化信息中心；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贸易大通道。
当然，这里也曾经是中国的首都！
抛开所有的政治经济因素，一眼看过去，在中国核心区遭到全面入侵时，哪个地理板块易于防守且拥有一定的地缘潜力？
那自然是四川盆地。四塞之地，天府之国！
但在历史上四川盆地从未产生过统一中国的地缘力量，更多时候是作为一个辅助的根据地存在。
在正常情况下，大一统的王朝是不会定都重庆或者成都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且与外界交通困难，四川盆地无法作为地缘中心辐射整个中国。四川盆地本身的地缘力量又长期游离于中原核心区争斗之外。一是成都富庶（不想出去），二是交通困难（想出去都出不去）。
大一统的王朝一般会定都北方（关中平原的长安或华北平原的北京）。因为古典时期中国核心区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定都北方可以调集整个核心区的资源进行防守。
即使是偏安王朝，一般也不会跑去四川盆地，除非是真的想偏安一隅。历史上偏安王朝一般会选择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京或者杭州。江南生产力发达，物质条件好，可以凭借长江天险防御北方入侵者。
在时机成熟时实施北伐（历史上鲜有北伐成功的例子。成功的有两次，一是朱元璋，一是民国）。
历史上华夏民族的主要威胁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因此中国核心区的国土防御是南北方向的。
一般有两条主要防线（可以有更次级的防线，比如恒山防线）。一是阴山-燕山防线。华夏族强大时可以突进到河西走廊，河套地区，以及下辽河平原。如果一个华夏政权可以同时占据这三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拉锯区，则可以认为是强势王朝。
历史上只有汉、唐、清能够做到。二是江淮防线（守江必守淮）。在北方民族突破第一条防线后，华夏政权可以南迁至长江以南，以淮河流域密集的水网以及长江天险为依托进行防御。
一般来说如果南方政权能够同时保有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湖北）和江东平原，并成功在长江北岸建立缓冲区，则江淮防线很难被突破。地理上中国南北分界线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但秦岭和淮河并未无缝连接，中间的缺口就是襄阳（这就是为何中郭大侠要死守襄阳，还搭上全家性命的原因）。
蒙古骑兵始终无法突破江淮防线，只好绕道青海、云贵进入四川盆地，这样可以顺江而下攻击南宋政权。成都陷落后，南宋守军在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区）组织最后的抵抗。
由于钓鱼城无法扼守长江（钓鱼城在嘉陵江、涪江、渠江合流处），蒙古军队可以绕过钓鱼城顺江侧击江汉平原。南宋也因丢失四川盆地而最终亡国。
一般来说中国这种分级防御的地理构造和无与伦比的大纵深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北方民族无法占领全部核心区。历史上只有两次全面失守（元，清）。前者华夏族迅速组织了反击，而后者则接受汉化，成为最后一个古典王朝。
而在近代，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洋文明的崛起，中国核心区需要在新的方向上承受压力。
这就是东方的海岸线。同样由于中国的三级地理构造，在遭遇全面入侵时，华夏族可以构建三条防线逐级抵抗。理想的情况是守住海岸线，保证国土不遭占领。如第一条防线被突破，则可以沿太行山、大别山和南岭那些山地布设第二条防线。若仍无法防守，则需要退入第二阶地形，以黄河（秦晋大峡谷）、大巴山余脉和武陵山区为依托进行最后的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心区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均被入侵者占领。中国在古典时期从未在这个方向上遭受到这种程度的入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占据东北（伪满洲国），越过燕山防线（热河战役）进入华北。七七事变后，日本同时从北方（进攻华北）和东方（淞沪会战）进攻中国核心区，首都南京很快陷落。
处在第二防御线核心的武汉由于地理原因（日军可以沿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也可以溯长江而上），防御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土防御上来说，上述两种防御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交集，也就是四川盆地！！
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最后的避难所。四川盆地拥有良好工业基础也使得其可以作为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在四川盆地也有两个选择，即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和川东丘陵中的重庆。由于日本最终未能占领蒙古高原，使得其无法从西北威胁渭河平原（陕西）和四川盆地，国民政府的主要防御方向是东方。
由于地处山地丘陵，又可扼守长江三峡，重庆要比成都更适合防守。同时重庆也更容易通过长江（长江黄金水道）与江汉平原等地进行联系，将影响力辐射至未沦陷区。
蒋*委**员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蒋*委员**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事顾问藉追击红军的机会来到四川，但他的另一用心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支撑中华民族对日作战的根据地。
当时东北与热河已沦为日本控制，*委员*长很明白，中国薄弱空军的制空权短时间内就会被日本人控制，接着日本陆军将长驱直入，因此武汉不做考虑；而主力为清朝遗留下来的南洋舰队也绝非日本帝国海军的对手，中国海岸线将遭日本封锁，广州也不尽理想。
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很大的建设核心是围绕广州、重庆、上海而进行的，在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委员*长便着手参考《建国方略》来实行建设，因此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西安、太原、洛阳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
从战略位置上看，重庆，它东面有长江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日军地面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入，海军也无法上溯三峡；它的山地条件能够弥补中国制空权上的缺失：日军若从武汉起飞至重庆，来回直线距离也要二千公里，当时日本还未发展出长程轰炸机，战斗机加挂油箱也飞不到。
另外由资源来看，四川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占当时中国十分之一，也是北起陕甘、西达青藏、南抵云贵这些还未遭受日军侵染的区域核心位置，物产与天然资源相对丰富。重庆有得天独厚的长江与嘉陵江环绕，可以把整个四川盆地兵源、战争物资、军备，通过水道向重庆汇集，这对当时极度依赖人力运输的条件，是远胜华北几个大城的。
政治上考量，不论是西安或太原，距离红军根据地延安太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若一面对日抗战，背后却遭红军伏击或分化，将是莫大牵制。而且西南旧军阀势力相对北方来得小，军队掌握度较高。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蒋*委*员决定未来中国对日作战的核心就在重庆。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在1937年11月15日秘密发布中央政府西迁指令，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随行人员陆续登船。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中央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登上「永绥舰」，正式撤离南京，沿长江而上重庆。
11月20日林森到达武汉，脱离日军威胁范围后，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名义上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自卢沟桥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