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金庄轶事(1 / 1)

在《金庄和金庄寨》一文中谈到金庄龙姓时,说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扶沟县大兴集迁居此处的,《项城市地名志》对此有记载。其实,乾隆四十五年之前金庄村里就有龙姓居住,两支龙姓既不同宗也不同祖。为何《项城市地名志》单单记载了扶沟县大兴集迁来的龙姓呢?极有可能《项城市地名志》编者在采访时访问到的是从大兴集迁来的那支支龙姓,而没有访问到而没有访问到最早的那支龙姓;或者最早的那支龙姓也以扶沟县大兴集迁来的龙姓为荣,没说自家的事情。

这次要说的金庄轶事,是“龙姓父子三拔贡”外带《蠢子医》,故事出在乾隆四十五年从扶沟县大兴集迁居此处的龙姓身上,第一代拔贡也是这支龙姓的来祖名叫龙复。

龙复,字培元,生于乾隆二十四年,祖居扶沟大兴集。幼时聪敏异常,文才出众,更擅长书法,性格刚直慷慨,常临大节而不苟。十八岁考取乾隆丁酉科拔贡。当时太康知县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怨声载道,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大兴集与太康县相毗邻,龙复看到太康知县作恶多端,很是气愤,为解救太康百姓惨遭苛捐杂税之苦,毅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亲自进京为民请愿,呼吁朝廷革除赃官,上司据情核准,罢免了贪官,大快了人心。当时龙复才十九岁。然而时隔不久,这贪官多方贿赂,居然复任太康知县,因此他对龙复怀有刻骨仇恨,必欲报复。为避祸,龙复不得不奉母逃至陈州。

母子二人在陈州居住数日,盘缠用尽,无以为生,龙复无奈,只得以卖字为生。一日,龙复刚刚将字画展出,刹时围观者达数十人。恰好知府从此经过,见龙复仪表堂堂,言谈举止出众,不像一般卖字之人,遂上前询问,方知龙复乃拔贡出身,因怕贪官报复落难至此,深表同情,当即邀请龙复到官邸做家庭教师。龙复欣然同意,从此吃住皆在官邸。鉴于他的才学声望与义举,知府对他倍加敬重。

一天,项城县城龙某因吃官司,父亲羁押在陈州,直到年底还不能出狱。时至腊月二十九,龙某独自在客店向隅悲泣。店主人说,知府家有一教书先生也姓龙,何不向他去求助。龙某立即到知府官邸找到龙复,将吃冤枉官司的经过叙述一遍,并请求帮忙。听到蒙冤受屈之处,龙复顿时勃然而怒,流泪劝慰说:“你冤即我冤,有冤当申,弟必为兄尽力。”晚上用饭时,龙复向知府讲明此事,请求帮助雪冤。知府说,只要属实,定秉公办理。第二日上午,知府开庭审理,知龙某确实冤枉,当即断清了此案,当场释放了龙某父亲。

龙某父子不胜感激,从此两家不断往来。龙某看龙复无家可归,多次邀请移居项城。可是,知府佩服龙复文才,教学有方,成绩斐然,坚决挽留。龙某父子心愿没能实现。后来知府升迁他处,龙复不愿追随远迁,才来到项城县(秣陵)寻龙某。项城望族高家久闻龙复才俊学博,得知龙复迁居项城,随即聘请龙复做家庭教师。这年,龙复虚岁二十一。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项城知县诗兴大发,撰一上联“架鼓鼓架,陈皮半夏”,制成木牌让人抬着,悬赏征对下联。随从在前,知县在后,灯笼高挑,敲锣打鼓,往来四街。然而四街游尽,也未征到下联。有人说,高家有一龙先生,才高学俊,何不让他来对。于是知县带领众人来到高府门前,锣鼓喧天,以引起注意。龙复正在书房看书,听到喧闹出来观看,见两人抬一木牌,上书“架鼓鼓架,陈皮半夏”,见此联有乐器名,有中药名,且前后句语义相关,觉得确实难对。本想抽身回去,可猛然间又看到随从挑起的灯笼,不禁触景生情,稍加思索,吟道:“灯笼笼灯,白芷防风。”

知县听后,大加赞赏:“好,好一个‘灯笼笼灯,白芷防风’,‘芷’‘纸’谐音,前后句语义相关,浑然天成,况本官上联‘半夏’怎比龙先生下联‘防风’二字?何止高出百倍!”随即接见龙复。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结为至交。此后二人往来不断。

知县了解到龙复二十刚出头,尚未婚配,遂与高家一起作伐,为其聘娶沈丘李家姑娘。李姓是世代官宦之家,与高家又是至亲,项城知县前来做媒,知龙复必定不同凡响,遂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龙复在李家资助下,置了少量薄田,建了书屋居室,买了大量书籍诵读。可是老夫人嫌县城太噪杂,不愿居住县城,想找个僻静之处。龙复经多方打听,得知城北二十五里金庄有同姓居住,不禁欣喜若狂,于是就择定金庄为安身立命之所。到了此时,才算又有了家。

李氏夫人生了二子,长子廷霖,次子廷言。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穷家里,龙复夫妇奉养母亲,教读廷霖、廷言,一家人其乐融融。成人后,廷霖中了拔贡、廷言中了岁贡,可谓“人才济济”了,“龙姓父子三拔贡”的辉煌就是这么来的。龙复一生耿直,不愿做官进入仕途,终生以教书为业。晚年专心著述,有《四树堂文集》二卷流传于世。

龙廷霖,字怡如,自幼聪慧,敏而好学,博古通今,善于文墨,每读史至忠孝被冤,就呜咽流涕,眦裂发指,似乎要与权奸拼命。二十四岁考取嘉庆辛酉科拔贡,既而去京都游学。他写的一篇策论,议论精辟,文辞高雅,游稿京都,被礼部官员费赓基(字畊亭)发现了,阅后大加赞赏:“龙廷霖的文章写得太好了,精辟的阐明了强国富民之道,堪称旷世奇才,如果明年我担任了会试主考官,一定推荐龙廷霖为状元。”

次年,龙廷霖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未至京城即被家人骑快马追上,告知其母李老夫人突然发病。龙廷霖至孝,毅然回头急忙赶回家中,可是母亲已病故多日。按古制,他只好在家守孝,不能再去京城参加会试,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偏巧这一科会试费赓基担任主考官。考试结束,费主考官查遍所有考卷,也没有发现龙廷霖的名字。后来才知龙廷霖因母亲去世在家守孝,十分惋惜,感叹道:“国家又失去一个栋梁之才啊!”龙廷霖守孝三年期满,年龄渐长,也无心再追求功名了。

其舅父李某,在朝廷身居高位,看到廷霖在家无事,就让他到自己身边管理库银。管理库银可是个肥缺,可是廷霖高风亮节,一尘不染。在任三年,忠于职守,尽心尽力,把库银管理得井井有条,分毫不差,而自己却两袖清风,家中仍不富裕。舅父非常钦佩,赏他白银千余两,让他置田买地,养家度日。可廷霖不爱田地爱书籍,把所有的钱都卖了书,堆满了几所房子,为后代子孙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龙廷霖的两个表弟,都很聪明,据说能过目成诵,请了很多老师,均因不能胜任而被辞退。舅父想起了廷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于是让两个儿子拜廷霖为师。廷霖执教时严格要求,十分认真,讲课既注重深入浅出,也能联系实际,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两个学生进步很快,后来都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一个表弟是状元及第,在殿试中却说自己是家承渊源,埋没了廷霖老师的辛勤培养。结果被廷霖严厉斥骂,不得不跪倒他的膝下磕头认错。廷霖宁可丢掉状元,不愿失去状元老师的称号,在他看来,“老师”比“状元”更重要。

龙廷霖虽说饱读四书五经,精通诸子百家,但并不守旧,对古人著述如有不同看法,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有些读书人则不然,认为凡是书上写的、古人说的,都是不可妄自非议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记载了杨贵妃、安禄山洗儿钱之事,廷霖认为这不是正史,新旧唐书皆无记载,司马光为何采野史而入之?不管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单不盲从古人这一点,就是难能可贵的。

高寺北樊庄进士樊执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高八斗学识渊博,但思想却有些守旧。廷霖对朱熹著述的某些观点持不同意见,就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送给樊进士征求意见。樊进士看后不敢表态,只说:“朱夫子人中之龙也,对此我不敢妄言。”廷霖听后很不高兴,辞别樊进士回到家中,闭门著述,书成为《学古斋文集》。该书以议论纵横,出入经史,笔力奇奥而著称于世。

龙廷言,幼时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不仅精通四书五经,而且在医学上也很有造诣。嘉庆癸酉年选为岁贡,人称他为四拔贡。他继承父志,也终生不做官不入仕途,以开馆教学为业。从教达三十余年,培养学生数百人,遍及各个行业。教学中,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其成为有用之才。

拔贡,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即秀才)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这要比考秀才难得多,当然没有秀才资格,更难被选送进京参加考试。龙复、龙廷霖父子以清贫学子皆为拔贡,其学识可见一斑。

岁贡,是清代一般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升入国子监读书的廪生。龙廷言中岁贡,虽比父兄差了一点点,但没有廪生资格难以选送岁贡。县学第一名才取为廪生,享受国家补贴的廪饩银。不少读书人白首至老也难考取秀才,补为廪生更别提了。

廷言初出茅庐时,应聘在大魏寨(今属李寨镇)坐馆,学生三十余人,多数年龄在十七八,也有十来岁的。这些学生大多能写出较为通顺的文章,常以此为自满,认为龙老师年轻,想试验一下他的水平。廷言知道后,就从写作入手,让学生以“学而时习之”为题作文,多数学生能很快写就。第二次作文题目不改,要求内容不能与前次雷同,学生写起来就吃力了。第三次作文还是这个题目,还是同样要求,学生只能东拼西凑勉强写了。第四次还是如此,学生挖空心思也写不出来了,要求老师改题目。龙先生说:“题目好改,但是你们还没把这个题目写好,还差很远哪。今天我写几篇让大家看看。”言罢,提笔书写,一口气写出三篇文章,题目均为“学而时习之”,从三个角度阐明了学习要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各有特色,均不雷同。学生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不敢骄傲自满了。廷言在此教学数年,学生陆续走出学馆,有的魁名高中,有的踏入社会,学生和家长都很满意。

到了晚年,龙廷言开始从医,只看病不售药,医术之高超,闻名遐迩。一次,他到邻村给病人看病。看过病开了药方,临走听到院里有人咳嗽一声,问主人谁在咳嗽?主人说是一个姓田的伙计。廷言说,此人患了不治之症,且是急症,赶快通知其家人准备后事,现在做出棺材还不晚,不然就来不及了。主人不相信,一个好好的壮年人,怎么会一时半会儿就死了呢?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也没告诉老田的家人。果然,半夜子时老田突然发病,抢救无效,天明死了。仅从病人咳嗽一声就能判断病人生死,主人佩服廷言的本领。

还有一次,邻村张某偶患重病,奄奄一息,家人不敢离开半步。一会儿,张某病情急剧恶化,昏迷不醒,双目紧闭,呼吸渐渐停止。无论怎样喊叫,他都不应一声,一家人以为老人死了,痛哭不已,给老人穿上寿衣,准备入殓。廷言恰好从此经过,顺着哭声来到张某家中,心想前天见他还红光满面,怎么会突然死了呢?急忙翻开病人眼皮,瞳孔还没扩散,立刻拿出银针扎了几针,一会儿病人发出微弱呻吟声,渐渐苏醒了。廷言诊脉后说,老人脉搏微弱,病情确实严重,但不妨事,吃两剂药调剂一下就好了。果然,两剂药过后,病人痊愈如初。这事很快传遍了十里八村,都说,龙先生有起死回生之术,是神医。

龙之章(1812—1883),字绘堂,龙廷霖季子,幼年才思敏捷,聪明过人,专心致学,不事戏嘻。良好的家学渊源,促成了他的早慧;优越的读书氛围,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品格。父亲恐其幼弱太专而影响身心,常以玩耍而诱之,终不能变其特性。父亲喜曰:“是儿或可以光门楣乎?”继而功夫纯熟,为文亦卓然成章。十三岁能明辨事物,有独特见解。十八岁以“才隽学博、落落有大志”选入国子监读书,取为岁贡生。

龙之章自束发受书,即不屑于章句俗学,必求有济于世。先学堪舆,用了很大精力,曾著《平阳真诀》一书。后发现堪舆于济世无补,受叔父龙廷言影响,改学医学,专心致志地攻读医学名著经典。他博览百家,穷深探微,严谨治医,独立思考,嗜古能化,师古而不泥古,凭借传统文化与中医理论的深厚积淀,及其开拓创新的胆识与才智,在传统医学领域独辟蹊径,对许多危症痼疾每能起死回生。

然而,命运多乖,他自身多病,室人亦多病,又值兵燹,内心很矛盾,既想遵父愿光门楣潜心于举业,内心深处又蔑视功名富贵;求学既要作功夫纯熟的八股文章,又不屑于寻章摘句;虽有五柳先生“富贵非吾愿”的思想,却没有田园可耕,也没有去桃花源栖身的梦想,不得不从科举道路上退却下来,拾起先人的衣钵,当家塾先生去了。

他前半生以教学为业,勤求古训,谆谆育人;兼治医而不售药,因不忍取病家之利。教书并不是他的唯一理想,在济世宏愿的激励下,时刻探索着新的道路。刚踏上中年,诸多不幸便接踵而至,生活道路也随之突变。四十二岁丧妻,晚年连丧二子,诸孙幼小,家业衰微,加之战乱频繁,才不得不以行医为生计。

晚年,培养孤孙,为他们寻求生存出路的重担,一齐压在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肩上。由于家贫业薄,龙之章忧虑重重,“欲课以农,无田可耕;欲课以读,无暇可乘”,无奈只好将平时临床经验及心得之妙,参以历代有验之古人方略,以诗歌夹叙的形式见症即录,写成《蠢子医》一书。以医道相传,取其朗朗上口,以便诵读,使诸孙朝诵夕维,作为传世“衣钵”,这便是他著《蠢子医》一书的初衷,也是书名的含意。时间既久,积篇成帙,经编次整理,成为家藏之秘。继而在亲友中争相传抄,无不以先睹为快。

《蠢子医》一书共分四卷,约十二万字,二百八十四论,全书反映了龙之章对多种学科病症治疗的奇验和独到的见解。卷一阐述医理与脉理,强调医道以气运为主,脉证相应之要;卷二记述临症用药经验;卷三详述杂病辩证论治心得;卷四记录妇科、儿科、外科、眼科等各科经验良方。该书有三大特色:

1、在医理治疗方面,注重“天人相应”,强调“气运为主”。书中提出“医道以气运为主”的理论,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天文、地理、气象、节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常按一定的规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会影响人体造成疾病。重视治胃补脾,指出“万病以脾胃为主”、“治病以调气为主”、“如今治病以治风为主”、“治病须要顺时令”等皆有灼见卓识。提出“病症皆从气运生,今日气运与古大不同”,反复告诫从医者不可不察病情,反对“抄古人之方,治今人之病”。这些都为人们所称道。

2、在研究脉学方面,兼收各家学说,注重常变,自成一家,据脉直言病候,洞见隐情,使病人及其家属为之叹服。

3、在药物运用方面,提出“霸药不可少,君子而时中”的理论,并付诸于实践。中药有王道、霸道之分。和缓少毒为王道药,峻猛有毒为霸道药。霸药具有奇功,凡用霸药,须针对病情,适可而止。书中所载方剂约有三分之一为骏猛有毒之品,但他善于掌握运用时遵古炮制,转极毒之品成极平之性。为后世提供了大量可贵的先例。

4、在写作上,文笔浅显达意,生动流畅,音韵悠扬,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生快。达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浅易文笔与深刻医理的统一。

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当时社会的高度重视。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与提高,提供了成功的探索之路;为济世活人,流下了难以数计神话般的奇迹。他的良好学养、高超医技及精湛的学术思想,不惟在晚清社会各界广为传颂,迄今仍产生着深远影响,被医史家尊称为“河南清代名医”,备受推崇。

此书初为家藏本,继而在亲友中争相传抄。其侄龙金门、其孙龙镇川、其侄孙龙浚川皆从医,恐传抄错讹失真,反没先生之苦心,再经编纂校订,篆编整理,于清宣统三年(1911)集资刊行(石印本),以广流传。至今龙氏医学已相传七代十九人,代代有名医闻名乡里,皆得力于《蠢子医》一书。其再传门人不可胜数。

宣统三年《项城县志·艺文志》评价曰:“《蠢子医》其论运气、脉理、病源、用药,妙有独得,为古今人所未道。至于用巴豆、马前、白坯各毒药,似为蹈险而确有奇效。其言之显,虽妇孺可解;其技之神,虽古人罕俪。”

1936年裘吉生先生将《蠢子医》辑入大型医学丛书《珍本医书集成》(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在《蠢子医》提要中介绍称:“本书所论,皆属经验之谈……颇多不传之秘。”

国医中医研究院余瀛鳌、盛维忠二氏撰文《龙之章及其蠢子医》,在《河南中医》杂志1983年第一期《河南历代名医及其著作》专栏发表。誉此书“诊疗把握纲要,汲古出新”、“方药经验心得,颇多不传之秘。”

1986年,上海中医学院王玉润、张伯讷、何传毅等教授审订后,将《蠢子医》全书收录于《珍本医书集成》第十四册,发行全国,为丰富祖国医学宝藏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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