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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章 ****瓦窑堡会议 蒙西百灵庙起义(1 / 1)

【史要】“瓦窑堡会议”;“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百灵庙起义”;

“红一方面军”东征……

却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公开发表后;十一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八·一宣言》内容和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本章节由芗`忖`暁`説`網www。XiangcunXiaoshuo.com提供

于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陕北延安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林育英、******、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精神,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

《决议》还指出:“民族革命的新**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

同时,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

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又作出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目前“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如此,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此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活动在中国东北、坚持“抗战”的原“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共*“八·一宣言”的影响下,决定“联起手来、共同抗日”。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在黑龙江汤源吉兴沟举行。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汤源抗日游击总队”、“东北反日民众军”、“自卫军党部”的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钱为“总政治部主任”。

并将由原“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创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率先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又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人联名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

《宣言》宣布:“为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动,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游击队’。”

并表示:“昨天的****‘汉奸’,如今天能痛改前非,在今后决心为中华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尽力,投入‘联合军’者,我军则‘既往不咎’,并与之今后‘抗日’对策上相互提携。”

尔后,便又有“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东北反日联合军”或“东北民众救**”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原“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创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原“中*共*东满特委军事部长”王德泰创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原“中*共*吉东特委委员”李延禄创建的“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原“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创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原“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夏云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原“中*共*吉东地区抗日游击军军部代理政委”陈荣久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除此,谢文东率领的“东北民众救**”,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李华堂率领的“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汪雅臣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祁致中率领的“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这些“抗日”队伍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时间有先后,此处一并记述了,另不赘笔。

从此,东北的“抗日”力量统称为“东北抗日联军”扭成一股绳了;他们在中国**的领导下坚持抗战,成了中国东北“抗日”的中坚力量。

且说,日本制造“冀东事件”后,又得寸进尺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内蒙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在“日军”的配合下,从多伦出发侵入了察哈尔东部。

接着,李守信陆续占领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县;至一九三六年一月底,就控制了察东的八个旗。

一月二十九日,李守信即在张北设立伪“蒙古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

而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曾《任》“锡林郭勒盟盟长”、时为“苏尼特扎萨克杜棱郡王”的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为首的一批蒙古王公贵族,也发动了一场“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

同时,《电》告“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

于是,“国民党政府”多次派员来百灵庙与“德王”讨价还价;蒋*介*石还派“蓝衣社”特务扮作“内蒙旅行团”成员来百灵庙侦察“蒙政会”内情。

与此同时,日本间谍中岛万藏也时常活动于百灵庙地区。

蒋*介*石担心“德王”投向日本,决定退让一步,成立直属于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

二月一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的大权一开始就落入“德王”之手。

于是,“德王”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下《令》:“将察哈尔八个‘旗’改为‘察哈尔盟’。”并在张北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布为“盟长”。

“蒙政会”成立后不久,“德王”感到非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于察哈尔和绥远两省的制约,心存“上当受骗”之意。

而此时,“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枪弹和经费。

于是,“德王”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胁而去,“国民政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的“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出《任》“副总司令”;并成立了日本顾问部,聘请日本军官做“顾问”。

并在百灵庙成立了所谓的“蒙政会”,组建了一支有千余人的“蒙古地方保安队”。

在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时,“德王”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由于,“蒙古军总司令部”并无名正言顺的行政之权;于是,“德王”又接受了“日本关东军”的建议“准备建立‘蒙古军政府’”。

如此,“德王”更与“日本关东军”沆瀣一气、越走越近了。

为了揭露“日军”的侵略阴谋,团结争取这支“蒙古地方保安队”、促使其早日反正;“中*共*西蒙工委”派**员朱实夫、云青、赵诚等人打入“蒙古地方保安队”,做地下宣传鼓动工作。

化名“云泽”的“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中*共*西蒙工委委员”奎壁、李森等人,也曾先后赴百灵庙了解情况、商讨对策。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百灵庙后,朱实夫、云青、赵诚等人在百灵庙的东山坡秘密商议;决定“迅即发起暴动”,并组建“‘红军’响应队”以排脱“德王”控制,使“蒙政会”成为抗日的机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云继先、朱实夫回土默特向乌兰夫《报告》情况。同时,两人还特地拜会了时驻在归绥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以寻求他的支持。

傅作义听完他们举行“军事暴动”的《计划》后,当场表示“全力支援”、并确定了暴动的时间。

按《计划》,暴动原定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子夜二十三时三十分开始。

然而,到了二月二十一日,云蔚发现敌人有异常动态;随即,他与云继先、朱实夫商议,决定“提前二十四小时举行暴动”。

于是,二月二十一日夜十时整,云继先指挥“蒙古地方保安队”官兵举行“百灵庙起义”。

“百灵庙起义”后,“蒙古地方保安队”分六路行动。

第一路,去警戒“德王”的“袍子队”,以保障军事暴动的顺利进行;第二路,去南营盘拉出新兵大队,并占据暴动队伍下山的通道;第三路,去攻打“蒙政会”稽查处和看守所;第四路,去夺取“德王”设在大庙的军械库;第五路,去强占并捣毁“蒙政会”的电台,切断百灵庙“蒙政会”与苏尼特右旗“德王”府的联系;第六路,到“蒙政会”机关说服动员文职官员们支持和参加暴动队伍。

二十二日凌晨二时,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起义成功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后,起义队伍在百灵庙南营盘集合;然后,在云继先、朱实夫率领下,踏雪向武川方向进发。

然而,当起义队伍行至达尔罕旗黑沙图时,却遭到“蒙政会”的骑兵追袭。

云继先《命令》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后卫部队就地散开、占据道路两旁的有利地形阻击追兵。两军激战了近六个小时,“德王”的追兵终因人少而伤亡惨重、不得不仓皇退回。

击退“德王”的追兵后,起义队伍继续南行;下午二时,终于安全到达距百灵庙五十余公里处的岔岔村和二份子村,这才驻扎下来休息。

此时,傅作义已派部将孙兰峰率“国民党第七十三师第四二一团”从驻地武川赶来前山接应,分驻在萨拉齐的水涧沟村和归绥的三两村。

接着,傅作义以“绥远省政府”的名义下《命令》,宣布:“将百灵庙暴动部队改编为‘绥境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

三月二日,由云继先领衔《通电》全国,《宣布》:“脱离百灵庙‘蒙政会’。”

于是,“百灵庙起义”宣告“成功”。

且说,“百灵庙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针对“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搞所谓‘华北五省自治’,中日********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新**的形势下,毅然发动了“抗日”的‘冬季攻势’”。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点三万人为“抗日先锋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东征作战。

二月二十日当晚,“红一方面军”发起“渡河战斗”。

第二天,“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五十公里的地段同时渡过黄河;至二月二十三日,已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塘马各镇,完全控制了黄河各渡口。

阎锡山见“红军”渡过黄河,慌了神;他为阻止“红军”,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从各地调集“晋军”。

三月四日,阎锡山将调集的“晋军”编为四个“纵队”,分路向“红军”进行防堵和反击。

“红一方面军”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钳制阎锡山的“晋军第一纵队”、“晋军第四纵队”,集中主力歼击“晋军第二纵队”、“晋军第三纵队”。

三月十日,“红军”在石楼以南歼灭“晋军”一部,在关上村将“晋军第二纵队”、“晋军第三纵队”击溃;并歼灭“晋军”一个团,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

与此同时,留在黄河西岸******所率的“红二十八军”,也乘入陕“晋军”东撤之机,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了“陕、甘苏区”被“晋军”占领的部分地区。

此时,蒋*介*石闻知阎锡山“讨救亡”,急忙调派十一个师援晋;进入山西的“国民党军”编为“第五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由陈诚《任》“‘剿共’军总司令”。

三月中旬,陈诚所率的三个“纵队”已陆续抵达山西,与在晋各军一起围攻“红一方面军”。

四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在师庄歼灭杨效欧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六师”一个团又一个炮兵营,俘敌六百余人。

四月十五日,又攻克吉县,全歼“国民党守军”。

只是,“红二十八军”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不幸牺牲。******牺牲后,中*共*中央将陕西省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纪念

此时,陈诚的三路“纵队”同时向“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企图将“红一方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的狭小区域内加以歼灭。

同时,蒋*介*石还《命令》黄河以西的“晋军”,进攻“红一方面军”的后方并封锁黄河。

此时,中*共*中央已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向“南京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蒋*介*石“放弃内战,双方互派代表、共同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

并于当日,“红一方面军”主动全部撤回黄河以西地区,东征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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