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主给家主茂敏举办的庆生宴上，公卿西园寺借故发难，直秀却一点和他辩论的兴趣都没有。
为啥呢？
虽然西园寺日后是九元老之一，被认为是共治的最后捍卫者，但如今他才十六岁，受学识、阅历所限，别说理解英吉利光荣革新了，恐怕连日后他自己说的话，如今他也无法赞同。
比如以下两句：
“把皇帝当作神来对待是不对的，应把他当人来看。”
“必须使国民性情活泼开朗、正大有为，不要使之陷于慷慨悲壮、偏颇奇癖。现在社会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为楷模，让年青人效仿。这种作法会留下弊害，与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不相配……”
现在的西园寺，如果知道未来自己会说这些，估计会立马昏倒。
为啥呢？
因为如今的扶桑，除了直秀势力所在的北地，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生存的土壤——沙漠里造船，这不是扯淡嘛。
其实，以前直秀等人也觉得奇怪：
自从文久二年（1862年）九月底，会津、白主联军入京都后，北地和京都各方人士都有接触，其中最难打交道的，就是公卿、攘夷浪士和僧侣神官。
可按学识教育程度而言，从低到高，应该是百姓、町人、商人和上述这些人，这知书达礼的，反而更难以沟通，这不是奇怪至极吗？
后来总结才发现，这一点也不奇怪：
白主在壬生村附近推广农学和义诊，在京都扶持商家、手工业，又输入有利可图的货物，这得利的是百姓、町人、商人，他们当然好打交道了。
至于僧侣神官，在别的地方，可能还会因为商业因素，对北地高看一眼，可这是哪里啊，是京都，名宫古剎数不胜数，人家信徒多了，根本不把这点利益放在眼里。
轮到最后的公卿和攘夷浪士，他们的要求更高。
其中，浪士是有些被白主吸引到北地拓荒的，但哪些大半都是走投无路的，可但凡有点本事或者有点声望的，开口不是百石领地起，闭口就是要求重要职位，完全是一群役迷。
可这凭啥啊？白主又不是找爹,因此只能对这些人敬谢不敏。
而公卿呢，大多高高在上。
人家对攘夷浪士亲切有加，那是浪士们懂事——恭恭敬敬还听话，而北地这群得了脊柱僵直的，说啥也和这些人无法合拍。
按江藤新平的话说，那就是“公卿以大言欺人，可内里百无是处；而浪士空有一腔热血，但奈何抱残守缺。”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多数公卿、浪士顽固守旧，整天活在自己勾画的天地里，自己把自己激动的不行。
如果从1853年黑船第二次来访算起，虽然至今已经开国十一年过去了，但实际上，尽管扶桑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但根子里还是老底子在垂死挣扎。
这也没办法，“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
不管从哪方面讲，教育也好，学术也罢，包括经纶、民生等等，扶桑还在痛苦的转变过程中——按大久保利济的话说，那就是“扶桑不过才上路罢了”。
后人评价说幕府保守，但那是与维新成功的新官府相比，从现在看，幕府是铁铁的开国派先锋：
尽管兰学产业发展的缓慢，但毕竟在进步。
当然，幕府里守旧的人也是一大堆，可毕竟还有松平庆永、井户弘道、小栗忠顺、堀利熙等彻头彻尾的革新派。除了这些人，甚至如堀利坚等老人也试图振作。
说起来，这可比纸上谈兵、自吹自擂的公卿强多了。
这也是直秀等人目前支持幕府的原因——如果抛弃幕府去尊王，现钟不打去铸铜，力气没处使了啊。
想到这里，直秀愈发不愿意搭理西园寺。
不过呢，尽管直秀不乐意，可席间却不缺捧靴子的，看直秀不接话，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出言转圜：
“右近卫中将大人，是下面的人说了什么混账话吗？”
听到这句话，直秀笑看了武市一眼。
按理说，武市当年入过直秀在高知町开办的私塾，又是龙马的远房亲属，应该算自己人。
可如今土佐内斗的厉害，老藩主山内丰信和执政家老吉田元吉，两人有撕破脸的趋势，而武市不顾与吉田的师生之谊，出任了老藩主的侧近人。
吉田元吉和直秀、小栗相交甚密，武市如此做，直秀如今也不敢相信他是自己人了。
这时，终于找着梯子的西园寺，他开始滔滔不绝……
直秀仔细分辨，他说的其实还是老三套，“大义不可敬乎？人言不可畏乎？仁者之勇可敌乎？”
所谓的大义，其实就是指白主“桀骜不驯”，对朝廷和公卿不够尊重。
而人言么，是指白主兵在京都特立独行，尤其是洋服短发，不符合此时的传统——至于啥叫传统，自然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公卿们说的算。
至于仁者之勇，则是西园寺心虚了:
自两次大胜鲁西亚后，北地兵就跻身于强兵之列。而去年警卫横滨后，白主兵更是被洋人称之为远东强兵。
西园寺提仁者之勇，意思就是“只要心怀仁义那北地兵也没啥可怕的”。
啥叫对鱼掸琴，什么是给猫小判，现在西园寺说的这些，对直秀就是这样——根本没有。
他说的大义、人言和仁者之勇，其实根子是大义，其它不过是缠绕而来。而大义的根子，又在于“尊王”。
其实西园寺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为啥要尊王呢？依据何在？这些他根本说不清。
按直秀所想，这尊王无非是由三方面而来，那就是神道、儒学和扶桑国学：
从神道来讲，皇室是神裔，扶桑都是由人家祖上创造的。如果不尊王的话，那不是数典忘祖嘛。
儒学呢，则是最重“礼”、“义”。皇室无大错，那上下尊卑总是要讲的吧，因此要尊王。
至于扶桑国学呢，那就更进一步了：
国学本来是从扶桑自身出发的学说，难免自抬身价。
而这自抬也要有噱头才好，因此除了推崇和歌等古学、神道等本土传统，延绵不断、千年在上的扶桑皇室，也自然成了扶桑特殊性的标志。
尤其是其中水户学中的华夷论、王霸论和攘夷说，为了抬高自身，甚至不惜伪造、杜撰加扑风捉影。
比如在其根本著作《大扶桑史》中，为了营造扶桑的特殊性，证明扶桑就是好，水户学者编造出了皇室万古一系的证据——这和《古事记》、《扶桑书纪》等古典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正神话、传说、
个人笔记啥的，不管证据真假，只要有利就都往里面塞。
而如今呢，恰好是西洋人凌迫扶桑的时候，扶桑人从自高自大变成了自卑敏感，那水户学说还不大兴于世啊——当然，对外开埠以来造成的经济动荡，是水户攘夷学说广泛流传的温床。
可拔出萝卜带出泥，攘夷说风行的同时，水户尊王之说也不免大兴于世。
于是，因德川幕府锁国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国学，加上如今这个西洋凌迫扶桑的年代，这才造成了“尊王”这种复古的扭曲认知兴起。
对西园寺来说，他是公卿，“尊王”推崇皇室之余，那朝廷公卿也跟着鸡犬升天，因此对此非常热衷。
可对此时主厅中其它十位人来说，尊王的内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尊王呢，有几个个好处，一个是可以统合人心，一个是可以借名位压制幕府，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呢，则是容易造成敬鬼神而远之。
说白了，扶桑皇室传承千年不绝，又是神道首领，这名望不用白不用；而幕府势大，正面对抗的风险很高，不如借朝廷的名头压制。
而对有心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尊王”还可以引申为“王政复古”。
其实尊王只是一个表象，皇室、公卿浮华无用，这在幕府、诸侯包括民间都是公认的，因此“王政复古”之后，这大政就难免从幕府手中转入新崛起的各方之手。
说到底，水户学“尊王”一说的泛滥，背后也有推崇虚君共治的儒学者在推波助澜。
当然了，不受国学水户派、儒学影响的特例也有，比如幕府政事总裁的谋主横井时存，他就是想效仿英吉利光荣革新的——庆永一系尊王不是反幕府，其忧国忧民的心思多一些，共度时艰才是其主要目的。
而今天给白主松平家主茂敏庆生，主厅坐着的十一人，这里面对尊王感兴趣的，直秀敢担保，除了两位公卿岩仓、西园寺外，哪是一个都没有。
甚至连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别看他自己跳出来给西园寺捧靴子，那也是别有目的——要么是因为公武合体拉拢公卿，要么是想“王政复古”分享权利，总之这也是个治政动物，尊王的虚头别想骗到他。
因此，尽管借着武市递的梯子，西园寺在席间滔滔不绝，可直秀却依然懒得理他：
“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就扶桑如今这个鸟模样，别说夸夸其谈、固执己见的西园寺了，就连岩仓这种老谋深算的，直秀也不想交涉。
为啥呀？
因为利益不一致。
直秀拿不出能让大家满意的利益，因此呢，言语压根就不管用,只能选择拉一波打一波。
看直秀一直不肯接茬，最终还是公卿岩仓出面劝住了自己的小兄弟。但到此席间的氛围已经被彻底破坏掉了，因此最终大家只能不欢而散。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八日，是花祭灌佛和白主家主茂敏的庆生日。在这之后，京都内外开始准备酉日的“葵祭”。
葵祭乃是三敕祭之一，扶桑皇帝、幕府将军和在京的公卿、诸侯都要出面参与。
而这时，上洛自辩的长州世子毛利定广，他也已经赶到了近畿附近。
于是，在角色都已到位的时代剧场，大幕终于拉开，而这次表演的结果，将决定扶桑数年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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