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目付伊泽政义找直秀啥事呢，当然是垦殖虾夷地了。
原来前一阵子的奏章报上去，公方样家茂立马就准了——虽说虾夷地被视为幕府中兴之希望，本来不应该分给各家垦殖，但问题是这希望看起来有点远，倒不如立马变现好一些。
有这条大根（萝卜）吊着，相信要吃好处的各家都会老实很多；而且如今民不聊生，这吃不上饭的民众很多，四处闹事，这把他们送到虾夷地去不好吗？
本来幕府传承已久，啥事都难免拖沓，但因为这是大老庆永新役职上任的三把火之一，有他盯着，因此事情居然进展的很快。
可问题是，快是快了，这行事就未免武断了些，一大老、六老中和三个大目付一家不落，都被庆永划到了第一批去北地的名单里。
其实呢，这些人虽然有些动心，但真要去虾夷地垦殖，这心里还是有些打鼓的。
以庆永的福井藩、板仓胜静的松山藩为例，虽说如今民生凋敝，可这两家却是以富庶闻名：
福井藩这几年受横井时存的影响，以商事立国，大肆殖产兴业，尤其是蚕业尤其发达，在欧罗巴大陆蚕业为疫情所苦的当今，着实挣了不少钱；
而备中松山藩呢，和福井藩差不多，备受板仓信赖的“备中圣人”山田安五郎（1805年—1877年），也采用了殖产兴业的法子，大肆开发特产，因而藩财政的情况极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田对“藩札”的使用非常高明，算是幕末少有的管理纸币和公债的行家。
另外几家虽然不如这福井、松山富裕，但也不算太差——如果自家领地一塌糊涂的话，幕府提拔这些人干嘛，难道嫌祸害的还不够么。
因此，虽然大家都知道垦殖虾夷地有利可图，但这一来真格的，难免有些患得患失：
这谁都知道，垦殖的周期较长，而且一开始就要投入一大笔，其中的风险也不能说没有，到底要不要干呢？
而三个大目付就更纠结了，他们的领地只有几千石，和出身谱代大名的老中相比，本钱更少，因此万一亏了，恐怕好些年都翻不过身来。
但大家知道，公方样家茂、大老庆永都是好意，没见人家崛直秀，十二年就给儿子挣了一个藩国出来，因此，能被首先列入名单是抬举，不能给脸不要。
这件事，在七月的江户城大评定就要公之于众了，因此就算今天没碰上直秀，伊泽也得想办法见面，这不搞个明白，伊泽也不能放心啊。
直秀跟着伊泽一家回到府邸，结果仔细一谈，直秀就傻眼了：
原来，按伊泽的想法，出几个家臣、再准备一笔钱物，然后招募些流民，剩下的，这剩下的不是要靠这些垦殖人自己努力嘛，
“真是见了鬼了！”
伊泽做过长崎奉行、浦贺奉行和江户南町奉行，这也算历任亲民官，结果计划粗疏成这个样子。
但直秀转念一想，他就乐了，原来伊泽也不傻，这是赖上箱馆奉行堀利熙和自己了：
人钱物都交给你们这些北地的地头蛇，你们看着办！
这有成效，自然大家一团和气；如果赔了，那你们可别怪我不客气找麻烦。
好么，这些老狐狸打得一手好算盘，解决问题多麻烦啊，这解决人不就简单多了。
这世上真有天上掉豆包的好事啊！
本来直秀推动箱馆垦殖，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通过利益交换让白主立国，这样才好名正言顺地参与政事；
二一个嘛，也是为了壮大实力。
北地这些年疯狂吸引移民，到现在有点吸不动了，毕竟箱馆就是个奉行所，和各家打交道也就那样，靠着拉关系、送好处加偷偷摸摸，这移民人数上了一定规模就难以扩大了。
而幕府出面垦殖虾夷地的话，就算没钱还有法令，这和箱馆自己傻傻地努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直秀做梦也想到，大目付伊泽居然想来个全包大委托，这不是天上掉豆包是什么。
当然了，箱馆奉行如今是苦尽甘来的堀利熙，伊泽等人看上了直秀的，不过是其多年在北地经营的根基，而且估计日后免不了顺手借些钱粮之类的。
可这些人惦记直秀的钱、物，直秀也惦记这些人送去的移民啊，因此各怀鬼胎的两人一拍即合，聊的非常爽快。
自这次大目付伊泽的请托后，就好像触发了什么机关一样，各家有意去北地垦殖的，自此都纷纷找上门来。
直到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下旬，大久保利济以箱馆町奉行的身份到达江户，直秀才消停下来——毕竟县官不如现管，这垦地虾夷地还是要以箱馆奉行所为主嘛。
不过，毕竟垦殖虾夷地和公武合体比起来，只能算是细枝末节，因此这两个月来，江户风云涌动，大家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件大事：
这六月七日，敕使大原重德就到了江户，没等了几天，这位公卿就入江户城宣旨。但幕府接旨之后，这位敕使却死赖着不走，要求幕府尽早给予答复。
敕旨里大致说了三件事：
一、公方样家茂宜率诸侯入朝，议决内外事宜；
二、宜依丰臣太合之故典，选五大藩，为五大佬，以咨询国政；
三、宜以一桥庆喜为夹辅，松平庆永为执政，故戮力协心，以指挥中外。
可这三件事没一样是好解决的：
首先是“将军入朝”。
这看起来没啥，征夷大将军也是朝廷的官职，臣子觐见皇帝，本份事也，但实际上，自宽永十一年（1634年）三代将军家光觐见明正女皇之后，至今扶桑皇帝和幕府将军就再没见过面。
这王不见王的传统，是因为幕府一直牢牢压制住了京都了小朝廷，见面干嘛，火上浇油奚落别人，这不是没事找事么，因此索性不见。
可如今乾坤异位，这公方样入朝就是幕府低头认输，哪有这么容易接受。
那能不能不去呢？
不能。
因为有两家强力大名在四月入京都，导致如今小朝廷声势大震，如今已经赫然隔绝了西国，而且近畿这块，闹得也十分厉害。
而这两家罪魁祸首呢，就是萨摩岛津家主齐彬和长州毛利家世子定广。
这毛利定广说长州有变回藩，结果中途拐进京都，是难以洗白了；但齐彬不一样，他跟幕府抱起屈来：
“我冤枉啊，四月入京都是因为当时浪士生事，为稳定时局不得已而为之，怎么能和毛利家相比并论呢。”
齐彬敢这么说，当然也是有依据的：
今年正月十五，坂下门外老中安藤信行遇刺，这民间攘夷的浪士受此事刺激，愈发活跃起来——樱田门之变，好歹还在江户城的护城河之外，但坂下门呢，在御曲轮内，这戒备森严的城桓内发生刺杀，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等齐彬参觐交代路过播磨国姬路的时候，居然有两百多浪士阻拦，要求齐彬改道京都尊王。
齐彬当时震惊不已，只好要求大家相信朝廷、相信幕府，说这事我知道了，日后必然给大家一个交代。
可齐彬继续往江户走，到幕府伏见奉行所的时候，他才确信大事不妙，因为当时浪士云集，居然攻打伏见奉行所成功，把幕府的伏见奉行都赶跑了。
齐彬是三月从老家鹿儿岛出发的，可走到四月，到伏见就走不动了——当时号称近畿志士数万，这伏见奉行都被打跑了，齐彬再不信的话，这心得有多大。
因此他拐了个弯，直奔京都，原因嘛，如果这扶桑皇帝被乱党挟持，那还不天下大乱了。
而他到了京都之后，发现萨摩出身的浪士也有不少，正和许多人一起正琢磨闹事，说是要效仿不久前的伏见之变，聚众攻打京都所司代和关白九条尚忠的府邸。
因此齐彬果断出手，于京都南郊伏见
寺田屋，不但搞定了自家的浪士，还抓了不少它藩的人，京都形势为之一肃。
但坑爹的是，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听说萨摩藩兵上洛，这位误听传闻以为岛津家要造反，居然果断地跑去了二条城。
可跑容易，回来就难了。
京都所司代由此威严扫地，没人怕了，而且朝廷也派人谴责酒井，说其难堪大用就别回京都丢人现眼了。
齐彬无奈，只好继续留在京都镇场子，直到五月，幕府又派播磨姫路藩酒井忠绩上洛，暂代了京都所司代，他这才继续启程前往江户。
至于敕使大原要跟着，这我能不让嘛——万一大原孤身上路死了，那岛津家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不是。
好吧，齐彬说得严丝合缝，这听起来还真挑不出啥大毛病。
至于岛津家带了一千人参觐交代，人家是七十万石的大名，按例千人随行也不为过，至于拿了军械，如今这路上不安全，不带军械不是找死啊，因此幕府还真没法深究。
岛津家算过关了，可毛利家呢？这偷偷上洛可必须追究。
六月初，这毛利家主庆亲还在江户，但庆亲面对幕府的诘问也有一大推的话说：
“航海远略策是久世、安藤两位老中同意的，我毛利家奉命为之奔走，这功劳没有、苦劳总是有的吧。
而且小犬定广被人挟持入京都，我这担心不已，您再责问，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吧。”
得，这一个比一个能说，因此幕府也拿岛津、毛利两家没办法——今年愿意来参觐交代的大名没几家了，这两家好歹还是来到江户了，总不能寒了人心啊。
当然，这岛津、毛利是世代名门，又和德川家多次联姻，地位也不是一般外样大名可比的。
况且，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两家实力非凡，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好擅动。
如今乱象已现，这关节一出手就逼反两家实力大名，不是无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
再说了，如今浪士云集近畿，这旗号打的可是尊王攘夷，而这根源来自齐昭一系，人家大将之一庆永都当了幕府大老，这责怪岛津、毛利，不是老虎不打打苍蝇嘛。
这时，敕使大原重德又跳出来添乱：
“毛利大膳大夫，您在江户不知道，如今京都乱得很，贵世子他不安全啊。”
因此，六月底，毛利庆亲跟幕府苦苦哀求，非要去京都然后想办法把儿子救出来。
“儿子没了就没了，反正不是亲生的”，这话能想可不能说啊。
加上庆亲平时甚是敦厚，谁说啥他都说好，典型的老好人一个，因此幕府也没为难他，反而托付他到了京都多做斡旋——毕竟公武合体是大势所趋，皇室公主都娶进江户城了，还得继续啊，这有点波折也算好事多磨不是。
估计幕府中枢这些人没听说过，有“蔫人出豹子”一说，毛利庆亲这一前往京都，那是后患无穷。
不过和岛津、毛利家这么一折腾，幕府上下也算明白了，看样子这将军怎么也要走一趟京都了，不然这乱局如何收场啊。
但公方样何等尊贵，出行一事还得缓议，务求完全才好。
这敕旨里有三条建议，这第一条卡住了，第二条五大佬也不好速办，只有第三条，“庆喜为夹辅、庆永为执政”这条落实的快：
庆永早在六月就升任了幕府大老不说，这庆喜，七月初江户城大评定后，六日公方样家茂就拜庆喜为“将军后见”。
消息传出后，江户一片哗然：
首先，既然将军家茂亦然亲政，这设立个“将军后见”来监督，有点过份了吧——此时家茂才十七岁，年纪还不大，所以是有点过份而不是太过份；
但要说监督，家茂他爹大御所家定还在呢，凭啥还要让个外人凭空插手，这欺负人是欺负到家了吧！
如此汹涌的物议，自然让庆喜和敕使大原如坐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