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六日，直秀从江户出发返回北地，准备就任箱馆奉行。
在他离开前，针对扶桑与鲁西亚两者之间的战事，幕府尚未取得英吉利、佛朗西的调解承诺。
因此，在外人眼里，鲁西亚再次入侵北地是难免的，而崛直秀就是一个倒霉蛋，被“大老”井伊扫部头拿出来顶缸。
很多幕臣因此不看好直秀的前程——鲁西亚在白主已经折戟两次了，那第三次说啥人家也会幡然醒悟。而没大船是扶桑的致命弱点，崛直秀多半会闹了灰头土脸，然后被幕府降罪，“此人逃脱不掉一个破家灭门的结局。”
不过，有人看衰但也有人支持。
大家都知道北地将和鲁人第三次开战，因此有很多活跃的“攘夷人士”陆续北上，准备加入直秀麾下和鲁人决一死战。
可如何对待这些“支持者”，却成了令箱馆奉行所头痛的大难题。
这些人的来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豪商手下、各家偷跑的下级家臣，有失去差事的浪人，有寻求出仕机会的豪商豪农之子，甚至还有京都公卿的家臣以及大名的家臣。
其中，豪商的手下最好处理。
这些人知道箱馆开港通商在即，日后这里是与南蛮人交易的三港之一,日后发财的机会多多。
因此这些人说是来支持攘夷，但实际上是来探路的。
全它么类似骗子，不但光说不见干货，还意图不轨，要么准备高价卖给奉行所物资，要么干脆画大饼，准备空手套白狼，希望获得奉行所的某种承诺，反正来者不拒——“町内的土地也好，某种货物的专门权也罢，我都来攘夷了，武士大人你多少得意思一下吧。”
至于偷跑的下级家臣,则基本上可归于一类情况——这些人本来在外游学，要么在江户，要么在大坂、长崎等消息灵通之地，听说了“北地大败鲁西亚两次，然后第三次大战在即”的消息，这些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坐船跑来了。
至于浪人和豪商豪农之子，其实大半都只是想从北地混个出身。至于攘夷的心思，可能有吧——反正打着这个旗号，走哪都被高看一眼，何乐而不为。
而最令人烦恼的，就是公卿和大名的家臣，这些人在表面掩盖了原本的身份，然后神神鬼鬼的，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转弯抹角，总之千方百计地想面见直秀，“有要事相告”。
当时直秀哪里有这个空闲！
他任箱馆奉行可是在江户立了军令状三条的：
第一，要力保箱馆和白主两地不失；
其次，对于其余的虾夷地，如若失陷则要在一年内夺回；
至于北虾夷地，对南部领地的要求与虾夷地一样，北部领地则放宽一些，“如有外地入侵，不可放弃骚扰！”
当日，众多老中、大目付和若年寄皆在场，这些幕府重臣一起向直秀摊牌：
“如今形势危急，选你到北地出任奉行，就是为了抵御鲁西亚人的入侵！别的都可以放在一旁，但军势万万不可怠慢！”
直秀知道，两次白主之战打出来了威势，幕府任命自己作为北地奉行，就是幕难思良将，要借自己多年来的经营影响，让白主奉行所这些人出死力。
不过，对比难以完成的军令状，江户也给了支持：
一是每年只能拨款十万两金，二是给直秀放权，“番头组头人选，许奉行所自荐报往江户。且许北地自建定番两千人。”
啥是定番呢？
其实就是常驻某地的番组。
“许北地自建定番”，也就是放开了奉行所的军权，
要知道，以前直秀当白主奉行的时候可没这个权力——之前白主的常备军，其实是不在编的，除了番头、组头是幕府正式的役员，普通足轻真算起来，都是民勇，啥时候江户一声令下，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回家
种地去。
箱馆奉行所倒是有定番的编制，不过是一组四百余人。
这次将定番的数目一次扩大为两千，而且还是奉行所“自建”，幕府这是被鲁西亚逼得红了眼！——要知道，幕府有常备军五番方，其中实力最强的大番组，也不过才十二组五千人。
当然，这次幕府许可的北地定番四组两千人，和大番组这样的“亲儿子“没法比：
一个是给的编制低，组头也不过是御家人谱代家格而已，至于足轻，则全都是不能子承父业的“抱席”格；
另一个则是“军械自筹”。
说白了，这北地定番两千人的定位就是将临大战的大筒灰而已。
不过，要饭就别嫌馊。
直秀闲居了一年，他算是看明白了，自己在江户根本没前途——他虽然已经是大名格的旗本寄合席身份，但幕府上下门第观念深重，根本没人在意他这个出身低微的“幸进之徒”。
就举两件事证明好了：
一是直秀闲居了一年，居然连一个重臣主动搭理他的都没有！
二是，直秀曾多次上书，要求到韭山帮助坦庵先生制造军械，但都石沉大海，偶尔能得到回复，上面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所以，能回北地，而且是作为大权独揽的奉行，这是直秀求之不得的好事——其实，原本直秀的计划是，“一直蛰伏到小栗忠顺上位后再风云再起的”。
因此，看条件还可以，直秀就立了扶桑军令状“誓纸”。
可当时答应的痛快，事后他却差点愁白了头。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二十七日，直秀乘船到了箱馆，和被降职的原箱馆奉行堀利熙一对帐，直秀和他的小伙伴们就都惊呆了！
要知道，安政二年（1855年）幕府将虾夷地大半收归直辖地御领的时候，可是补偿了原领主松前家三万石的领地以及每年一万八千两的手当金——就这，松前家的家臣团还不满意，认为自家吃了大亏。
按白主当时的估算，向商人收取的运上金等税收是大头，加上领民年贡和对阿依努人的盘剥，松前家一年的收入可折合为近五万枚天保小判金——也就是说，幕府的补偿相当于只给了六成。
考虑到松前家保留了福山城的领地，箱馆奉行所的收入当然会少一些。
可堀利熙你又是炼铁又是挖石炭的，这收入至少应该和松前家原本持平吧，也就是一年五万金的收入应该是妥妥地。
但是，让直秀目瞪狗呆的是，账本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安政五年，箱馆奉行所的年收入为三万五千余金”——只是预计数目的七成！
经过仔细查看，直秀发现：
原本三万多金的商税如今只能收到一半；
炼铁倒是赚到了钱，一年有接近两万金的收入；
至于原本的土地产出，如今基本为零；
阿依努人的年贡，原本也有三四千两，却被堀利熙以爱民为名免除了。
而且，堀利熙理直气壮得很：
税收当然会减少了，这连续两年和鲁西亚接兵，商人当然跑了不少，这收入自然会降低；
土地产出，本来就只有松前家的福山城附近开发的不错，可现在不归箱馆管啊，自然收不到年贡；
而阿依努人，不是你提议的要善待吗？
“再说了，一年三四千两，确实盘剥太过，我看一两千金还差不多。而且，阿依努人最近几年很恭顺，我就把这笔钱免了。”
直秀心里有千言万语，可最终只化作了一声叹息，“高，实在是高！”
其实，他也是内心有愧——箱馆奉行所收入不高，其中白主势力没少挖坑。
就说石炭矿吧，堀利熙本来是要官营的。但虾夷地的大石炭矿大都被白主提前占位，
经营者家乐屋以保证供给的条件，换取了独占经营的授权：
幕府对矿产的税收很奇葩，有一种方式是分成制，一般成品你给我二成就可以了。
家乐屋承诺，免费供给箱馆炼铁所的所有石炭所需。
当时的箱馆奉行堀利熙，闻讯大喜，这个可以有，加上家乐屋又承诺对奉行所主要人员的石炭供给免费，于是他就大笔一挥，把几个大石炭矿就这么交出去了！
而阿依努人则是家乐屋给箱馆奉行所挖的另外一个大炕。
虾夷地有阿依努人两万三千左右，其中有五千多人靠给箱馆、松前町及各地运上屋的商人打工为生。
可堀利熙不知道的是，剩下的阿依努人，大半落入了白主的掌握。
几年前白主就将北虾夷地南部的阿依努人全部归化了。之后，这些归化的阿依努人，又在家乐屋的指挥下，跑到虾夷地来“帮助”族人。
如今，原本与外界隔绝的虾夷地东部阿依努人部落，成年男子给家乐屋务工的就占了一大半，就连剩下的人，其实也在家乐屋的影响之下——渔猎还是渔猎的，不过部落的民生已经被渗透的很深，采集和种植开始兴起。
甚至，以僧侣、医生或能人出现的白主阿依努人，已经掌握了不少部落的实权。
其实，阿依努人的实际收入已经开始增长，可箱馆奉行所并没有察觉到！
其实，堀利熙不知内情也可以原谅——箱馆奉行所是1854年才正式成立的，当年基本啥都没干，就是规划箱馆，1855-1857的三年内，幕府的投入不多，堀利熙带人光顾着忙乎箱馆左近了，等1857年和鲁西亚的冲突一起，他更闲心关注箱馆以外的地方。
说到底，幕府对箱馆的支持不够。
最大的一批官方移民发生在1855年，“遣清水氏遗臣及士庶千余人于虾夷使垦荒，经野牧畜、种树、捕鲸、采药及掘石炭、凿矿山，以教化夷民。”
后世，8万多平方公里的虾夷地有人口约570万，光函馆（箱馆未来的称呼）就有30余万人。
要知道，维新之后，扶桑在短短几年内向虾夷地移民了三十多万人，之后此地才慢慢兴旺起来。
因此，目前幕府扔到虾夷地的这点人，就像石头扔进了池塘，涟漪是有的，但真说有多大改变，还远远谈不到。
扶桑古有良训，“武士没有能力经商”，这次直秀算见识到了。
箱馆奉行所的年收入为三万五千余金，那年开支是多少呢？
数目远远超出。
从五棱郭等工事的兴建，到吸收新移民的费用，一年的开支超过十四万余金。
幕府将一年的补助“手当金”定为十万两，原来是这么算出来的！
入不敷出，还要着手军备，直秀对此很是头疼。
不过，箱馆和白主合并，直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之后他把白主的老伙计们都叫来了箱馆，重新规划了发展策略。
一直折腾到当年的十一月初，赶在入冬前，箱馆奉行所才初步调整完毕。
但此时，陆陆续续赶到箱馆的所谓“攘夷人士”，已经累积到二三十人，这些人见不到直秀，便流连在市井之间，连冯谖客孟尝君的事情都出现了——传闻有人在居酒屋弹长刀吟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攘夷志士徒伤其心！”
这还算好的，这些人成天不干活在市井闲逛，还有人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的。
箱馆町奉行大久保利济被这些人烦的不行，看此时奉行所大事初定，他就趁机向直秀进言，“这些攘夷人士你还是见见好了。”
说实话，这些人并非直秀一系眼中的人材，但能千里出行到北地，在这个时候可不容易，不是胆略出众就是意志坚定，最次最次也得有一个特长，那就是“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