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来访开始，到幕府安政五年（1858年）年初，扶桑政局风起云涌，而齐昭一系在其中动作不少。
政局往简单说，就是“原本掌舵人去世，新掌舵人不能服众，进而导致内部纷争不断”。
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黑船第一次来访结束后的第十天，当时的公方样家庆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但继任的将军家定暗弱，于是幕政实际上以幕臣为主，大权落于阿部正弘为首的老中们手中。
因为接连的人祸（西洋诸国的逼迫）和天灾（连续三年的大地震），承平已久的幕府一时不知所措，面对危局不得不放松权利把控，于是，原本以谱代大名、大身旗本为主的执政方式被打破，原本边缘化的京都朝廷、亲藩和外样都开始得以干涉幕政。
可惜的是，旧时的秩序被破坏，但执政的新秩序却迟迟建立不起来——权利的甘美只要被品尝过，就没有人愿意放手。
在权势再平衡的过程中，各方的冲突不断升级，而引发这场改变的“祸首”，原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一系，也无力平息纷争，他只好准备黯然隐退。
安政二年（1855）十月，以江户大地震的发生为由，阿部辞去首席老中之任，转由堀田正睦接手——阿部本来想彻底脱身而去，但之前他做了十年老中首席，威望高、潜势力庞大，各方都需要他平衡局势，因此他走不脱。无奈之下，他只好转任胜手方，继续留任于老中评定会。
各方争斗的底气来自于实力和“大义”。
从实力上看，幕府御领（包括旗本领地）的表高约为680万石；谱代大名的领地为670万石；亲藩约为260万石；而外样大名则是将近千万石。
原本把持政局的谱代大名和旗本，管理的石高占了扶桑总数的一半，而且幕府的役职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所以亲藩和外样自然落于下风。
但从名义上说，亲藩与将军比其他人更近一层,毕竟是同一个祖宗么。
不过，德川家成立幕府已近二百五十余年，因此亲藩虽然还挂着德川、松平的姓氏，但血脉已和将军本家一系渐远。因此在某些谱代大名和旗本看来，亲藩也只是名义上尊贵而已。
但幕府以儒学治天下，加上传统的影响，大义，也就是名份，极为被看重：
谱代大名和旗本世袭领地，以家名为传承，幕府的役职也是以家格高低来授予的。
就拿小栗忠顺为例，他家格是二千五百石的大身旗本，因此成年后只要他的才干大差不差，自然有幕府高位役职等着他。
亲藩自身更是以德川御连枝为傲，自视为德川家的亲族。
过去亲藩大名一直通过和公方样的互动来参与幕政——说到底，幕府还是德川家的，公方样自然掌握最高权力。理论上所有幕府法令都需要将军最后批准，亲藩自然作为德川一脉自然可以通过亲近公方样来影响幕政。
但因为将军家定为人暗弱，实际上这几年各家亲藩对幕政的影响是被减弱了。
虽然五名老中有两名亲藩代表，但家定继位后亲藩中依然有人不满意——弘化二年（1845年）、嘉永元年（1848年）松平乘全、松平忠优升任老中，家定在嘉永六年（1853年）继位公方样时，两人依旧是在任老中。
其实这这也能理解——各亲藩虽然都是德川分支，但近两百五十余年的独立发展，血脉早已疏远，所以，这两位亲藩大名出身的老中，不能也不愿、更不会代表所有亲藩的利益。
加上西洋诸国叩港和大御所家庆去世，造成政局大混乱，因此很多亲藩大名都迫不及待有亲自出面参政的想法——大名是有每月登城议事的权利，但其实参政的程度很弱。
一是参觐交代要求隔年替换，那大名本人不在场就只能听天由命；
二是即使在场参与了登城议事，那也只是参与发表意见，没有决定权只有建议权，实权还是掌握在老中评定会手中——公方样家定不太爱管事，因此老中们权利大增。
所以，名义上的亲藩之首，御三家、御三卿中都有人蠢蠢欲动。
尤其是水户藩，条件便利，有特有的优势——水户是定府亲藩。也就是说，水户德川家主在法理上被要求一直在江户辅佐将军。
不过，以前是水户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因为与当时在任的公方样家庆不睦，又因为政见不和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在弘化元年（1844年）被幕府勒令“隐居”、“谨慎”，从此远离幕政。而接任家主的庆笃，当时只有十三岁，意见根本不被重视。
不过齐昭的潜势力庞大——他多子多女，儿子过继给它藩做世子、女儿和其他大名联姻的很多。而且，齐昭性格直率、才干非凡，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支持他的也很多。
如伊达宗城，以交涉闻名的宇和岛藩主，他就差点成立齐昭的女婿——都已经订了亲，但缘结前齐昭的女儿突然病死。
例如，御三家里的尾张德川家主庆胜，是齐昭替他扬名，才由支藩藩主出任主家家主，其本身又是水户血脉——祖上是从水户藩过继的养子，因此庆胜对齐昭很是亲近。
又例如，亲藩福井松平家主庆永，对齐昭就很是仰慕，在就藩前曾专门向齐昭请教如何治理藩政。
潜势力庞大的齐昭，原本是嘉永六年（1853年）在将军家庆死后才翻了身，被当时的老中首席阿部侍从拉拢，以海防挂的名义重新开始参与幕政。
但因为直秀的乱入，黑船来访时幕府有了点底子，所以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外交涉的齐昭，在公方样家庆死前就重新出山。
不过，在幕政中齐昭还是同样不得意——在直秀原本的世界里，因为持对外强硬的态度，齐昭被不少人认为是“欲开无谋之兵端以亡幕府之人寿”。而直秀乱入后，幕府对外了解更多，因此幕臣尤其是老中和大身旗本中支持齐昭的人更少，这回更进一步被认为是“纸上谈兵、志大才疏”。
但齐昭的强硬派观点颇得人心，再加上，在黑船来访的前十年，他就一直力主加强海防，被视为有先见之明，因此声望很高——这是幕府的锁国法令和信息保密政策惹的祸。很多人并不知道与西洋诸国的真实差距，大家只看到了幕府不战而屈，却不能理解幕府做出此决定的原因，因此对敢战的齐昭抱有期待和好感。
而幕政权势边缘的外样大名也因为各种原因支持齐昭：
亲友关系不用说，他人支持齐昭的原因主要是政见相同、烧冷灶和借机牟利。
沿海的大名都对西洋诸国入侵十分恐慌，其中很多藩国希望幕府能带领幕藩保护自家的领地，天然对强硬派的首领齐昭抱有好感——齐昭以共同御侮的口号，团结了很多大名，而幕府在这方面做的就差得多。
虽然幕府也要求各家增强海防，同时放松了大船禁造令和军械购买，还提出了举扶桑一致的口号，但这些都被记到了齐昭一系名下，认为是他一手推动的，甚至民间有齐昭一系是革新派、老中们是顽固派一说。
造成这个印象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齐昭这方面名气大——齐昭最先提出兴建海防，也是最早的大船试建者。而且他做事勇猛，很多法令的倡议者或鼓动者都是齐昭。日积月累，齐昭一系被视为革新者，名气愈发高涨。
二是，幕府确实暮气深重，因此很不得人心——黑船来访前，幕府对各藩的军备限制颇多；等黑船来访后，很多幕臣担心各家借此增强实力，所以放松的同时加了很多限制，比如申报时限过长或者数量限制等等。
另外幕府的黑箱操作很多，例如对兰国商馆和咸亨洋行的渠道死把着不放。
各藩对此颇有微词，因此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齐昭一系身上。
烧冷灶则是因为一桥庆喜的缘故——公方样家定一直没有子嗣，立庆喜为西丸样的行情不断见涨。作为庆喜的亲生父亲，齐昭自然也水涨船高。
至于借机牟利那就更简单了：
本来外样大名一直是幕政的边缘人物，因此好事没有份、苦差事想跑都逃不掉。
而齐昭一系的主张让这些外样看到了希望——齐昭所在的水户一直提倡水户尊王说。
虽说还是幕府尊敬京都小朝廷、然后各藩尊敬幕府这一套，但毕竟是给一家独大的幕府套上了一个嚼子——以后外样大名受了委屈，实在不行还可以迂回到小朝廷那里想别的办法，毕竟是多了一条路嘛。
至于想借此彻底摆脱幕府的，在二百多年的积威下，此时还真没有一家有这个胆子。
得到了众多亲友、盟友及外样大名的支持，加上自身顶级亲藩的尊贵身份，行事直率的齐昭自然开始对幕政指手划脚。
安政元年（1854年）幕府与米人、英吉利两国签署了《和亲约定》——本来应该还有与鲁西亚的约定，但直秀协助英佛联军顺利地扫平了鲁西亚远东领地，导致特使普嘉廷失踪，这约定自然也就签不成了。
从第二年和历四月开始，齐昭联合众多大名向幕府中枢施压，认为两个约定严重损害了扶桑利益，动摇扶桑根本，要求有人对此负责。
确实，这两个约定都是城下之盟，尤其是第二次黑船来访，米人提督佩里多次以武力挑衅，签订时所有人都不满意，只是忍气吞声吧了。
这一年米船、英吉利船都根据去年的约定频繁到访扶桑，造成了一些争端和动荡，初步显示出了约定的不良后果，这导致很多大名和幕臣都改变了原本的看法，齐昭一系声势也因此大涨。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虽说齐昭等人当时确实是反馈签署约定，但这过了一年齐昭一系又翻出此事来，只能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所图。
其实，在嘉永七年（1854年）四月十日，《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签订不久，老中首席阿部正弘就上书要辞官谢罪，但被公方样家定挽留。
这次齐昭一系又再次攻击此事，阿部自然无颜留任，再次请求辞官。
但事情的结果却是：和历八月四日，阿部依然留任老中首席，当初明确支持签署约定的两位亲藩大名出身的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优被罢免。
结果如此扑朔迷离，自然引起猜测：
有说是“阿部侍从和水户老藩主达成秘议，准备息事宁人”；也有说是因为齐昭一系上书中指明弹劾松平乘全、松平忠优两人的，反正众说纷纭。
之后拔出萝卜扯出泥，当日支持签署预定的大名和幕府重臣可也是不少，消息传开后，这些人也开始纷纷上书，替罢免的两位老中争辩。
造成这种反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参觐交代是隔年到江户来，齐昭一系上书的时候，很多大名和远国奉行们都不在江户，所以不知道这件事；
二是知道的也没太在意。
毕竟，在当时签署约定前，幕府曾专门开评定会讨论此事，按理说，除非是大错特错、出现了什么大纰漏，否则此事不应由哪位老中承担责任。
尤其是当初阿部老中以首席的身份已经辞过官、谢过罪了，再揪扯这个未免有些不合人情。
所以，很多人认为此事将不了了之，最多就是罚俸做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并未在意。
但松平乘全、松平忠优真被因罪罢免了，这就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了。
因此，自安政二年（1855年）八月起，齐昭一系的咄咄逼人导致对手开始抱团抵抗，而幕政的争斗由此开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