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就在去年，也就是安政二年（1855年），在天灾人祸的不断打击下，老中首席终于换了人——被赞为“智慧势州”、一贯善于左右逢源的阿部正弘也扛不住了，主动将位置让给了堀田正睦。
自宝历六年（1756年），九代德川将军家重将近侍“御侧御用人”降为“老中格”后，老中就是幕府文臣的顶点，而老中首座就变成公方样之下的第一幕臣。
因此，历年来更替老中首座时，幕府都会发生大动荡——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
此事早有征兆，在和历八月四日，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优被迫辞官。
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大目付井户弘道——嘉永六年（1853年）第一次黑船来访时，他是参与交涉的浦贺奉行并。
事情的起因是，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一系，以尾张、水户两家为首，包括会津、萨摩、福冈、宇和岛、德岛、鸟取、冈山等，共计二十余家亲藩、谱代、外样大名联合起来，要求江户对三件事予以妥善处理——虽然奏章都是分别上呈的，但内容都围绕这三件事，而且集中在七八两月，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大名有勾结。
三件事分别是“西洋军械采购”、“对外国策的确认”和“神明警示”：
第一件“西洋军械采购”，是大家对幕府吃独食表示不满——幕府通过咸亨洋行搞了一大批先进军械，主要是线膛炮、后膛枪、转轮手枪和水雷，但一直秘而不宣、蒙声发大财，终于露馅了。
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尤其是嘉永七年（1854年）第二次黑船来访后，各家都开始整顿武备，然后这些人就发现不对劲了——都是枪炮，凭啥幕府的效果那么好？
尤其是水户藩分外不满——嘉永六年（1853年）九月，在江户的筑地铁炮洲演练中，经过对比，自家铸造的大筒获得了“中看不中用的名声”。德川齐昭父子本来以为是工匠问题，但严查之下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原来是线膛炮在搞怪。
而九州岛的大名，则是在长崎台场也发现了线膛炮的存在。
大家都以为这是兰国商馆卖给幕府的，所以纷纷通过幕府向兰国商馆订货——线膛炮不是咸亨洋行的特产，1846年撒丁王国的卡韦利就造出了线膛炮，随后欧罗巴各国纷纷仿造。
等货到之后，不但这些人，也包括幕府，都大吃一惊！
兰国商馆的线膛炮的效果是比扶桑的青铜滑膛炮好，但效果也就那样，而且容易炸膛，完全比不了幕府之前采购的线膛炮——江户的品川台场和长崎台场都有实弹操练，早就有有心人拿到了具体数据。
更为坑爹的是，兰国商馆线膛炮的材质是青铜，价格死贵死贵的，而幕府线膛炮的材质好像是铸铁，具体价格虽然不知道，但傻子都能明白这价格肯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所幸，因为价格高昂第一次都没敢多卖，采购的各家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而幕府也暗自庆幸——当时是咸亨洋行主动推销，因为价格比兰国商馆便宜许多，所以就选定了这家。活久见，原来这世界上还真有诚信的商人啊。
不过，从此就有人盯上了幕府，没多久，除了后膛炮，把后膛枪、转轮手枪和水雷也都扒出来了，然后要求幕府代为采购。
但这样的犀利军械，幕府怎么肯交给外人，于是推三阻四，一直拖到事情不可收拾——你说举扶桑一致，京都朝廷、江户幕府和各地大名应该团结一致，那好东西一点都不肯分享，这诚意在何处、节操又在哪里？！
而第二件大事则是“对外国策的确认”。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又因此发现了另一件事，于是把很多大名和幕臣都搞蒙了，不问不行。
“安政二年秋七月，兰国致汽船。”
兰国商馆按照约定送来一艘蒸汽战船，幕府将其更名为“观光丸”，并以此建立了长崎水军传习所。
“观光丸”是一艘明轮蒸汽风帆混合战船，全长65.8米，排水量是353吨，最高速度6节，装炮6门。
有句话说，“出生即巅峰，造好即落伍”。
这句话恰好可以拿来形容水户、萨摩等大名——他们积极响应幕府造大船的号召，结果造出来才发现是无用功。
“观当今之形势，知大船之必要。故自今日始，诸大名可造大船。然制造工法、使用目的及制造数量等尚需奏请”。
这是嘉永六年（1853年）九月十五日，幕府解禁“大船建造禁止令”的条文。
之后沿海的大名纷纷启动了大船建造计划。
例如，同年水户藩在江戸石川岛开始建造西洋式船“旭日丸”，鹿儿岛藩也开始建造西洋式三桅帆船“升平丸”。
嘉永七年（1854年），萨摩岛津家完成越通船的制造，这是扶桑外型西洋龙骨的小帆船，虽然只有不到9间（16米）长，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同年年底，萨摩藩完成了“升平丸”的建造并转交给了幕府——升平丸就是后来的“昌平丸”，三桅帆船，长米），备有16门大炮，排水量约吨）。
萨摩藩当年还启动了其它四艘风帆战舰的建造。
相比之下，水户藩则逊色的多，在石川岛船厂建造的“旭日丸”，在试航时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基本属于没救哪种，只能拆了重建。
但最早建造完成的西洋战船是幕府自建的“凤凰丸”——嘉永六年十月开工，嘉永七年（1854年）六月建成，三桅风帆战舰，全长.4米），排水量吨）。
但兰国的“观光丸”一来，大家都有点泄气了，辛辛苦苦造战船好像没啥用——蒸汽舰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可现在造不出来，那风帆战舰还继续造不？
本来这也没啥，全扶桑现在都知道自己的战船落后，但另外一件事激起了大家的怒火：
不是幕府这次又吃独食——这次长崎水军传习所允许各沿海大名派人参加。但好死不死，在此前一年建立的对马水军传习所暴露了，诸位大名一看，这还不是吃独食么？幕府到底隐瞒了多少东西！
另外最让人难受的是，通过确认，兰国没参与对马水军传习所，那对马的西洋教官是哪国的？
感情全扶桑一致抗击外侮就是说说，这次一定要告诉我们，“江户瞒着大家偷偷勾结了谁？是不是明年就开国通商了？我们要知情权！”
说到底这就是扶桑幕藩体制的问题——幕府的重臣是由有限的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旗本组成，大部分德川亲藩、很多谱代大名、全部的外样大名都缺乏深度参与，因此大家都怕一不小心被幕府坑了！
至于最后一条“神明警示”，则是因为最近几年扶桑连续大地震，按照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这是有人作祟，诸家大名对此表示不安——其实就是暗示“朝中有权臣当道、奸佞作祟”。
其实，这些都是人心浮动造成的猜疑：
自从嘉永七年（1854年）幕府和米人、英吉利人签订了两个合约后，扶桑上下都有些惊慌，太平了几百年，突然被西洋诸国这些凶神恶煞盯上了，以后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幕府作为扶桑执政的中心，也就是带头大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是离心离德然后四分五裂的下场，这是幕府和各藩组成的幕藩体制遇到的大危机！
“国难思良将”，这二十几家大名上书，真不是都诚心给幕府添乱，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感到危机才要求幕府拿出办法来。
如德川齐昭、岛津齐彬等人，都觉得如果换了自己掌权，那么情况会好得多。
因此在外力的压迫下，本来内在凝聚力就十分脆弱的幕藩体制受到了巨大的考验——自嘉永七年（1854年）起，老中首席阿部侍从等人在安政革新中提出“举扶桑一致”，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要“举扶桑一致”，就必须要小朝廷、大名广泛参与治政，以前的组织架构已经不合适了，必须找到新的权利架构。
权力的饼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那怎么分配？谁谦让谁就是傻瓜，因此发生争执乃至争斗完全不奇怪！
以上这些都是后来直秀和英敏分析时局时的结论。
而这些信息都是江川英敏1856年4月底出使江户时了解到的，大部分内幕来自长崎奉行小栗忠顺——小栗月开始在江户“在府一年”，另一个长崎奉行荒尾成充则在长崎“在国”。
据英敏了解到的情况，针对诸多大名的质疑，当时老中们的应对显得很无力：
对于“西洋军械采购”引发的吃独食的质疑，老中们虽然咬着牙没有暴露咸亨洋行的存在，但还是把货物列表交出来了，让出了四成的军械份额分配；
至于为啥对“对马水军传习所”保密，老中们则表示“情况特殊”，对方是一只海商势力，并非某个国度，所以不存在幕府私下和某国沟通的情况；
“对外国策的确认”，幕府再次表明群策群力的态度，重申“开港是无奈之举，不通商是目前的国策”；
至于“神明警示”，老中们认为“公方样如有神助，多次地震前都提前发出了防灾指令，诸家多受恩惠，所以幕府万神呵护，‘警示‘这种猜疑完全是错误的”。
不过，当初力主“以和为贵”、支持签订两个约定的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优还是被迫于和历八月辞官了——这次上表的诸家大名大多是强硬派，反对与米人、英人签订约定，认为“彼贪得无厌之辈，得寸进尺，欲壑难填。约定一开，后患无穷”。所以两人辞职可以安抚这些人。
不过“按倒葫芦起了瓢”，虽然齐昭一系被安抚下来，但诸多掌握幕政实权的谱代大名和旗本等又开始纷纷不满，认为“应对得过于软弱，有坠幕府声威”，所以首席老中阿部等人又于和历十月初增加了一位新任老中堀田正睦——这位德高望重，又是当初支持与外国签订约定的，任命他是一种平衡。
自此之后，阿部“瓢箪鲶”的绰号不胫而走——“瓢箪鲶”是扶桑的一种缘起物（吉祥物），大家用此来讥讽阿部大人的倾向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谁闹的厉害谁就得利。
但堀田正睦上任不久，“冬十月，江户地大震”，被政务和防灾搞的焦头烂额的阿部侍从大人，终于心力交瘁，主动将老中首席的宝座让给了堀田正睦。
在嘉永七年（1854年）四月时，因为《扶桑米国和亲约定》的签署，阿部侍从曾主动辞官，但受到了新任公方样的挽留。这次同样的事发生了，公方样家定依然不肯让阿部完全卸职，只同意他辞去老中首席，任命他为“胜手方老中”——胜手方老中专管财政与农政，实权很大，被视为老中次席。
同期，幕府的其它重要役职都有所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监察官的役职“大目付”，在井户弘道一人离职后却增加了两人，迹部良弼和土岐赖旨——大目付是由幕府旗本担任的，这代表，在这场由大名们引发的风波中，大身旗本们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而白主的一正一副两名奉行，崛直秀和江川英敏不但在这场风波中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第二年的和历四月被升了石高、官职，理由是“勇于任事、功绩卓著”。